在靠近南美洲南端的地方，科学家们沿着合恩岛狂风呼啸的高原，穿过茂密的丛林，只为寻找生长在地球最南端的树。

　　撰文：CRAIG WELCH

　　摄影：IAN TEH

　　第一眼看上去，这棵树平淡无奇。毕竟，它只是一团扭曲的树枝和银色树皮，藏在芦苇丛生的草地中。

　　在太平洋与大西洋的交汇处，在危险的浪花漩涡上方，有七棵树在南美洲南端附近的山坡上悄然萌发。其中有几棵已经死了，它们还没有我的大腿高。活下来的那些弯下腰来，在地面上扭着身子爬行了好几米，就像战士们在战场的泥地上匍匐前行。狂风导致它们的树干完全水平。

　　很难想象，我们历尽千辛万苦长途跋涉，只是为了找到这些凌乱的标本。我们飞越了大洋，在轮渡上待了32个小时，租了一艘木船行驶了10个小时；船长是一名水手，途中承认自己从未驶过这片致命海域。经历过这种种之后，我们终于抵达目的地：合恩岛，火地群岛的最南端。在那里，我们顶着狂风徒步、露营；狂风把我们吹得人仰马翻，扫过企鹅粪，最终消失在灌木丛中。

　　为了在大西洋与太平洋交汇处寻找树木，生态学家Brian Buma（举着双筒望远镜）和Andrés Holz正在仔细查看合恩角冰斗壁长满草的岩壁，这里是岛屿的最南端。

　　摄影：IAN TEH

　　我们大老远跑来，目的是绘制科学家从未绘制过的边界，找到生长在地球最南端的树。

　　“就是这样，”丹佛科罗拉多大学的森林生态学家Brian Buma说。他整个人被裹在橙色和黑色的雨具中。他横跨在山丘之上，重新检查了一下指南针，低声说道：“棒极了。”

　　Buma告诉我，自然界很少有东西可以被认为是真正的终点，最多不过是边缘。他从背包里拿出卷尺，开始测量横卧的树干，这个树干比其他的偏南几米。

　　“我觉得，我们应该知道这些树在哪里，”他说。

　　步入21世纪，似乎地球上的每个角落都应该被人类测量过。我们在世界最高峰自拍，驾驶潜水艇奔向最深的海沟，探索地球上最干燥的沙漠。但我们不知道，生长在世界南北两端的是什么树，至少从未有过正确答案。

　　如今，森林在迁移。随着气候变暖，全球高山上的林木线都移到了更高的地方。树种也在向更高的纬度延伸，科学家在欧洲、加拿大落基山脉和中国各地，都记录到了树木的极地远征。随着这种迁移，生态系统也在改变。在阿拉斯加，生长季延长，导致柳树更加粗壮，可以穿透冬季的冰雪。驼鹿和雪靴野兔因此从布鲁克斯山脉一路走到北冰洋。两极的部分地区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地方。

　　但对于这些巨大的生态变化，我们大部分的知识来自北半球的研究。Buma说，南半球大多被忽略了。

　　在翻阅植物学旧书和探险家日记时，Buma发现了一个机会：关于地球最南端的树的下落，这些资料中有各种说法。如果他能找到，那么这棵树将成为一座活的实验室，未来科学家可以继续研究。他们可以放置设备，检测土壤温度和树木生长情况；可以研究生活在这个边缘生态系统里的动物；随着时间推移，他们还能确定这个边缘有没有迁移。

　　探险队队长Brian Buma坐在20米长的Oveja Negra号上等待着，他即将离开智利的威廉姆斯港，前往合恩岛。他说，找到地球最南端的树，有助于追踪气候变暖后森林的情况。

　　摄影：IAN TEH

　　但Buma必须先找到那棵树。这是一片让查尔斯・达尔文裹足不前、让布莱船长差点崩溃的群岛，在岛上寻找任何东西都不是一件易事。事实上，光是靠近那棵树本身就是一大难题。

　　Buma喜欢科学，因为科学工作既需要仔细侦察，又会带来惊险刺激；对于他来说，顶着恶劣的条件，在非常偏远的森林里工作，再理想不过。有一次，在阿拉斯加的冰川湾国家公园，他迎着倾盆大雨，划着皮划艇穿过冰冷的峡湾，在灌木丛中拼命穿行（这片灌木丛有一个人那么高，经常有棕熊出没），只是为了找到还没有沙发垫大的研究地标。1916年，植物学家William Skinner Cooper建立了这些地标。地标所在的位置杂草丛生，渐渐不为人所知，直到Buma从尘封的档案中，找到了Cooper的手绘地图。于是，科学家得到了长达一个世纪的记录：消退的冰川未能覆盖的土地，如今成了植物的天下。

　　Buma在亚格汉号（Yaghan）载货渡船上讲述了那次冒险。2019年1月的一天下午，天空阴沉沉的，我们和摄影师Ian Teh，还有一堆旧卡车和床架，一起驶过麦哲伦海峡。外面，冰蓝色的冰川从南安第斯山脉的两侧涌出。麦克罗尼企鹅聚集在海岸边的岩石上。我们从智利蓬塔阿雷纳斯出发，经过一天半的航行，抵达南美洲最南端的城市威廉姆斯港。在那里，我们将登上一艘小一点的船。

　　Buma高个子，皮肤黝黑，穿着法兰绒衬衫和过长的帆布工装裤，精神抖擞，俨然一位准备解开新谜团的侦探。在国家地理学会的资助下，他和智利生态学家Ricardo Rozzi组建了一个团队，打算研究南半球最南端的森林。一位研究人员将会记录蝙蝠的情况；另外两位测量树木，研究树冠；一位人类学家计划从沙子中找出早期人类定居的痕迹；还有一个小团队负责协助Buma找到他的树。

　　Buma打开速写本，上面画着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在南半球的暮色中，它就像一张海盗地图。Buma承认，他曾想过去寻找地球最北端的树，那很有可能是一棵落叶松，几乎可以肯定就在西伯利亚中部的某个地方——但那里过于辽阔，不可能只探险一次就找到。Buma说，他想要一个确定的结果，“我们可以找到答案，而且确定是正确答案。”

　　在亚格汉号渡船上，智利生态学家Ricardo Rozzi注视着一张地图。在之前的旅行中，Rozzi看见合恩角上长着树，但从来没有人为它们绘制地图，也没有留下最南端的树的标本。

　　摄影：IAN TEH

　　南半球的地面就少得多了。几千万年前，始新世时期，地球更温暖，南极洲长满了森林，而现在这片大陆寸草不生。南极洲周围的海洋里分布着岛屿，上面生长着灯芯草、杂草和禾草，但没有树。1775年，詹姆斯·库克船长宣布南乔治亚岛“没有树”，那之后不断有人前往这些岛屿调查。

　　Buma在互联网上搜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一个网站称，世界最南端的树在纳瓦里诺岛，也就是威廉姆斯港所在的地方，距离合恩角以北160公里；另一个网站则表示，这棵树在合恩角以北56公里的奥斯特岛。植物学家Joseph Dalton Hooker曾搭乘埃里伯斯号和恐怖号军舰探险；19世纪40年代的一篇期刊论文，根据他发出的信息，自信满满地得出结论：“埃尔米特岛可能生长着地球最南端的树，那里有类似树木的植被。”

　　但Hooker从未到访过埃尔米特岛以南的岛屿，Buma用铅笔在速写本上画出了那座岛：合恩岛。维基百科称，这座岛上“完全没有树木”。为什么埃尔米特岛上有树，几公里之外的合恩岛却没有？Buma想知道原因。他把这件事告诉了Rozzi，这个智利人很热情。Buma回忆道，当时Rozzi“说，‘哦，我去过那里，岛上有树’”。

　　迪恩特斯·德·纳瓦里诺山脉的匕首般的山峰吸引着游客，人们来到贝格尔海峡的威廉姆斯港。很多人从蓬塔阿雷纳斯搭乘渡船，在月光下穿过麦哲伦海峡冰冷的峡湾。

　　摄影：IAN TEH

　　在威廉姆斯港，Rozzi负责管理麦哲伦大学运营的研究站，我们把设备装到了“Oveja Negra号”巡洋艇上。这是一艘用柏木做成的巡洋艇，长20米，由Rozzi的侄子Ezio驾驶。Ezio一头乱发，以前是个厨师，现在非常狂热。很快，我们就一路向南，通过了以达尔文的船命名的比格尔海峡。船长激动地喊道：“我从来没绕过合恩角！”我的胃也呻吟了起来。

　　合恩角俨然一个巨大的船头，它实际上是396米高的海岬，从合恩岛的最南端直接插入大海。再往南是一片海洋，环绕着整个地球。在西风猛烈地吹拂下，海面掀起被称为“灰胡子”（greybeards）的滔天巨浪。这些巨浪撞上合恩角附近的浅海大陆架，带来了地球上最混乱、最危险的海域。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偶尔还会漂来冰山。

　　几个世纪以来，无数水手在“绕过合恩角”时身亡，特别是从东向西逆风而行的时候。1788年，在发生兵变前，邦蒂号（HMS Bounty）的船长William Bligh在此挣扎了一个月，终究铩羽而归；1832年，“大片乌云”释放出“巨大的破坏力”，击退了达尔文。

　　前往合恩角的途中，Buma打开笔记本，看着海角的草图。他说，他要找的那棵最南端的树可能在那里，长在几百米高的岩壁上。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带上了绳索、攀岩设备和一位经验丰富的登山者John Harley。如果有必要的话，Harley将带领我们攀岩。“挺有趣的，”Buma说。我可不这么认为。

　　从威廉姆斯港出发10个小时后，突然之间乌云密布，开始下雨了。船长很紧张。一场真正的恶战即将来袭，但我们总算是离开了合恩岛的东侧。Ezio打算到避风港避一避风头，但Buma命令我们做好准备。如果不抓紧现在的机会登陆，我们可能要困在船上好几天。

　　乌云在地平线上聚集，探险队成员带着设备从“Oveja Negra号”下来，准备搭乘Zodiac公司的充气船，穿过合恩岛的狭窄海滩。

　　摄影：IAN TEH

　　一个小时后，我们背着塞得满满的背包，排队登上小充气船，驶向断崖下的浅滩。这并不是未知之地：在爬了160级临时台阶后，我们踏上了短短的木板路。这条路通往一座旧教堂和由智利海军军官及其家人管理的灯塔。再走几步，是一只金属信天翁，以纪念海上遇难者。一年中的几个月，游客搭乘邮轮，在晴朗的早晨，从这里上岸。大多数人最多只会待一个小时。

　　但没有人敢冒险去我们的目的地。智利政府禁止人们进入岛上大部分地方，部分原因是为了保护珍贵的当地植物。除了少数几次研究外，半个世纪里，几乎没有人跨越这条河流去探险。

　　合恩岛，面积25.9平方公里，形状有点像甲虫。从北向南延伸出一道突出的山脊，尽头是马蹄形的海湾。海湾西侧是海角岩壁的顶端，东侧是灯塔。下午晚些时候，我们迎着风，踩着胶靴，从东侧艰难地上山，目标是西边4.8公里的地方。

　　最初行走很容易。但随着地面升高，小草变成了粗糙的、和人差不多高的灌木丛，长着冬青叶的伏牛花和多刺的石南成了拦路虎。在茂密的灌木之间穿行，几乎不可能。于是我们踩到了灌木之上。

　　智利海军军官Andrés Morales和家人孤独地驻扎在合恩岛东岸，负责管理俯瞰德雷克海峡的灯塔。他还会为过往船只提供天气报告。灯塔旁有一座旧教堂，一些科考队会在教堂里躲避风雨。

　　摄影：IAN TEH

　　夜复一夜，同样的风把致命的巨浪吹向海岸，队员们不得不躲在灌木丛和矮树林里吃饭。

　　摄影：IAN TEH

　　我们小心翼翼地前行，从一堆又一堆缠绕的树枝上走过。渐渐地，我们在灌木丛中越爬越高，以防止树枝划伤我们的脸。就这样，我足不沾地，走了几百米。偶尔，我的一只脚不小心伸了下去，表面有一层蜡质的树叶从我的腿边划过，这种感觉就像走过有一条裂缝的雪桥。还有几次，我几乎跌到了没过腰部的深坑。

　　我们终于抵达了一座狂风呼啸的高原。我夹克在风中翻飞，就像在风中咆哮的发动机。说话完全靠吼，摄影师Teh被吹得彻底凌乱了。一个小时我们只走了不到1.6公里。

　　到了西侧，灌木丛更高，我们小心翼翼地踩着伏牛花顶部前行。这种植被过于茂密，以至于我们不清楚自己距离地面是1.5米还是4.5米。一不留神，我跌倒了，树枝直指我的喉咙，而我只能等Teh来解救。

　　在海平面上，我们透过灌木丛的空旷处看到深深的沟，大多数深齐大腿；我们以为里面是泥。“企鹅！”突然有人喊了起来。在灌木丛下的通道，麦哲伦企鹅踩着粪便，奔向自己的领地。

　　有些地方，灌木和树木十分茂密，以至于研究人员必须小心翼翼地从植被上方走过去，防止在泥泞中滑倒，摔下陡峭的峡谷。

　　摄影：IAN TEH

　　最终，我们来到一片没有灌木的广阔草地。搭帐篷的时候，我注意到Buma盯着西边。爬上一个勉强可见的斜坡，我辨认出银色树皮之上有树冠——这是地球最南端的树林。

　　我们一共搭了6个帐篷，接下来的10天里，科学家们每天都会走出帐篷，分头研究。得州的一位研究员搜寻小溪中的昆虫；一位智利鸟类学家利用细网捕捉雀类和鹬类。Buma、Harley和森林生态学家Andrés Holz走过松软的沼泽和成堆的缓冲植物，寻找树木。Holz出生于智利，现任职于波特兰州立大学。

　　不过，事情并没有听上去这么简单。关于树的定义，科学界一直没有定论。例如，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称，一般而言，树木至少要有6米高，但有一些树却不在此列，包括我们明确知道属于树的木兰、枫树、扁桃树和杜松。Buma的团队采用了更为直观的定义，也是我们大多数人认可的说法：树是多年生植物，只有一个木质树干，没有或很少有低矮的树枝；而灌木有多个树干和很多矮枝。

　　在合恩岛上，研究人员辨别出了三种树：一种罕见的林仙科植物Drimys winteri和两种常见的南青冈属植物。在其他地方，这些常青树可以长到20米，而在这里最防风的地方，它们最多只能长到9米。大部分其实没有这么高，基本上比我高不了多少。

　　捕了一天的鱼后，麦哲伦企鹅跳上合恩角的岩石海岸。科学家们经常听见这些企鹅从灌木丛下泥泞的通道往返领地。

　　摄影：IAN TEH

　　这些低矮的森林分布在我们营地西南方向的山脊线下。我们用了几天时间探索边界，很显然找到最南端的那棵树并不是件易事。如果它在合恩角岩壁上发芽，那么我们需要在晴天的时候仔细调查，而且风速不能太高，方便我们上下攀爬。但这里是南半球风暴最猛烈的地方之一。

　　这棵树可能位于森林边缘，但更有可能独自生长，或是在一小片林子里。我们需要仔细查找才能看到它。面对合恩角的狂风，一棵树本身无法长时间保持直立。它会“奋力从灌木丛中直起身子”，Holz说。

　　我们在合恩岛期间，风力达到139公里每小时，相当于最低级别的飓风。狂风撕碎了一顶帐篷，差点儿把另一顶吹到海里。我们靠“静止航行”晾干身上的衣服：伸展四肢，等狂风变成微风。

　　趁着天气适宜的时候，我们赶紧处理任务。一个阴天的下午，我们冒险走进矮壮的小树林，收集数据。树冠很矮，又很茂密，我们只能跪在地上向前爬。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层绿油油的苔藓和地衣。在那上方，每棵树都是弯曲的，像盘绕的螺旋弹簧一样。我们仿佛置身于托尔金笔下的世界，被上方的巨手压扁了。我看见科学家在忙着测量树木、绘制地图，以便以后再回来。

　　树冠研究员Iván Díaz爬上了桦状南青冈树。这些树藏在山坡中，可以避风，在合恩岛上长得异常之高。岛上大部分树还没有Díaz高。

　　摄影：IAN TEH

　　那天傍晚，Holz说起自己对岛上植被繁茂很是惊讶。它掩盖了恶劣的生存条件。Holz取出了几根树干的树心，发现年轮近乎白色，这是迅速增长的标志。“这些树非常快乐，”Holz说，面对如此极端的环境，它们和他以为的完全不一样。

　　一天早晨，迷雾终于消散，我们徒步登上了合恩角海岬，俯瞰悬崖下方。我们在闪亮的岩壁和缝隙中寻找树干和树苗，然而什么都没看到；由于角度问题，我们也无法排除树木。

　　所以，待了一个多星期后，在第一个阳光明媚的黎明，我们用无限电呼叫了Oveja Negra号，再一次挤上Zodiac公司的充气船，回到甲板上。这是我们首次靠近合恩角。Buma依旧希望能在这里找到那棵树，他还想着悬在绳子上，在地球上最恶劣的海洋上方进行测量。

　　我们迎着巨浪，向东行进了几百米，在船头观察岩石。即便是在这里，我也能看到下方浪花四溅。在我身后，Buma微晃着举起了双筒望远镜。他仍然没看到树。

　　“高处那些——全都是草？”Harley喊道。

　　“只有很多草，”Buma确认道。

　　接着他转朝我，“但我们还没有全都研究过。”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自己绕过合恩角。船长转了个弯，准备来一场大冒险。我们看到远处白色的浪花，下一步就要直面海浪，猛冲过去。Ezio双目圆睁，大叫了起来。起风了，船开始摇摆。有些人赶紧躲到甲板下面，晕船了。

　　几分钟后，Ezio就把船转了过来，我们想要的已经近在咫尺。但他更想带我们回到平静的水面。我们上方的岩石湿漉漉的，覆盖着植被。但很显然，没有树。我松了一口气，应该是用不上Harley带着环绕半个地球的钩环和绳索了。

　　2019年1月25日，Buma（左）和Holz发现并确认了世界最南端的树：桦状南青冈。它被风吹弯了，长到大约0.9米高时，转成水平方向，沿着地面生长了3.7米。

　　摄影：IAN TEH

　　回到陆地上，Holz和Buma继续认真地寻找。他们知道悬崖本身可以排除了，于是沿着后面的斜坡，进行网格式搜寻。

　　两天后，也就是1月25日，Buma找到了那棵树：一团乱枝从草丛中伸了出来。我当时正站在树旁边，Buma检查了GPS设备，走过另一个网格，在向北17米的地方，找到了距离它最近的树；再往北几百米，就是2000平方米的森林。Buma以我作为标记，读取了手持设备和数字指南针的数据，确认地球最南端的树就是之前的第一棵树。

　　Buma和Holz在草丛中挖了一会儿。他们一共数到7个树干，但有一些已经死了。幸存下来的那些看起来很健康。科学家围绕树转了几圈，开始讨论。

　　Buma说：“我们在朝北的山坡上，这里可能是最适合树木生长的地方。”

　　Holz补充说：“能照到阳光，而且可以挡一点风。”

　　“根据直径判断，这是棵大树，”Buma说。

　　这是一棵桦状南青冈（学名：Nothofagus betuloides），是库克船长的团队最先发现的物种。年轮显示，树龄41岁。树的直径10厘米，高度大约90厘米。之后树干向侧面弯曲，穿过草丛，继续生长。

　　不是高耸入云的红杉，也不是枝叶四散的橡树。但Buma笑容满面，“这绝对令人惊叹。”

　　地球最南端的树是7棵山毛榉树中的一棵，有几棵树已经死亡。随着地球变暖，森林会向南扩展到南极洲吗？现在科学家有了一条基准线，可以追踪它们的生长情况。

　　图源：IAN TEH

　　几天后，我们登上Oveja Negra号，穿过风平浪静的比格尔海峡。水面如此平静，我们像中了魔一样，跟在暗色斑纹海豚身后。经过11天的狂风暴雨，我们三个人一直挤在一顶双人帐篷里，现在我正准备喝杯啤酒，洗个热水澡。但Buma仍在忙个不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和Holz创造了历史。他们的工作为测量森林迁移奠定了科学基准线。这非常棒。

　　早些时候，Holz惊讶于合恩角的树木生长速度之快。我们不太清楚这是否是一种常态，也不知道随着气候变暖，这里发生了多少变化。我们无法确定。但Buma和Rozzi可以在智利追踪后续发展。20年后会有什么改变吗？这片类似苔原的地貌最终会变成丰饶的森林吗？气候变化带来风的变化，是否会改变森林的边缘？这片地区越来越热，有没有可能鸟儿把种子送到西南方向105公里的迭戈拉米雷斯群岛，让它们在现在还没有树的地方扎根？

　　气候变化看似很抽象，Buma说，但即便是小学生也能理解这个过程。他可以给孩子们展示谷歌地球上的一个点，那里生长着地球最南端的树，这样一来，气候变化就变得更具体、更有意义。

　　“一直以来，我们都想找到一个点，一个能看到的、实实在在的点，来标记边界，”他说。然后，我们就可以以这个点为基础，观察整个地球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