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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是一个社会转型的过程。改革自经济体制开始，经济自由空间的拓展，自然地蕴生了社会自由空间，即伴随市场经济出现了公民社会的成长。国际上学者们在研究世界各国转型历史经验的过程中，有一个较为普遍的共识，即认为转型能否顺利和成功，关键是看公民社会能否健康成长。在中国，“公民社会”并没有获得如同“市场经济”一样的合法性，有时甚至被作为制度警惕乃至禁忌的对象，这将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健康成长，亦将不利于中国社会的顺利转型。

　　一、什么是公民社会？

　　所谓公民社会，就是公民为主体性的社会，也可以说是个人自主性的社会。这里“社会”可在广义、中层、狭义三个范围使用。广义的社会即文明本身，包括这种文明的全部内容，公民社会可以与“臣民社会”相对应;狭义上“社会”即“社团”、公民自组织，公民社会指以各种的公民志愿结社为主构成的社会部门，是与作为“第一部门”的政府、“第二部门”的企业相对应的“第三域”;中层意义上，社会强调与国家相制衡的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各种机制，包括市场经济、结社自治团体、保障公民权的司法体系等。

　　公民社会的特征是：第一，公民的自主性。现代公民社会是基于个人自主的自组织秩序，古代的公民虽然不具有独立于共同体生活的个体意义，但他的主体性资格仍然体现为一套权利和义务的法权。一方面，公民的含义从一开始就与“自由人”的概念相关联，公民在本质上是属于自己的而不属于任何其他人，这是一个人成为公民，而不是奴隶、臣民、附属物的逻辑基础，公民有自由在法律之内不受侵犯的“消极权利”;另一方面，公民有对公共决策和政治参与的“积极权利”，两方面以前者更为根本，有人用“市民社会”称谓来强调这种消极自由性。最初的公民指古代城邦有资格参与民主治理的成年男性自由民，现代政治发展使得公民成为一种普遍资格，体现了公民资格不断扩展的“文明化”过程。

　　第二，社会的自治性。公民在本质上的平等自由属性，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互惠性的，互惠原则是公民社会的基本原则。市场是典型的互惠秩序，自愿的交换使双方的利益均达到提升。同时，公民自己组织起来的大量形形色色的社会团体，是人们多元地、自愿参与地解决遇到的问题，互助互惠地满足共同的需求，兴办公共事业等的主要组织形式，这构成人们日常生活的常态和社会治理的主体。

　　第三，公共权力的分享性。互惠原则同样适用于政治生活，即公民既是被管理者又是管理者，公民作为自由人是服从于自己的统治。如果需要有一种强制性规则(法)或权力(政府)，它只能是公民共同协商、同意、民主决定的结果。大到整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小到一个社团的治理结构，其内在逻辑实为一脉，就是公共权力由其成员共享共担的民主性。

　　“公民社会”的理念在中国转型期提出，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意义是，公民社会所形成的有别于血缘家庭关系的公共权力运行规则，这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在历史中，人类自然的关系纽带首先都是血缘，“公民社会”创生了一种新的生活空间，即所有具有“公民”资格的人，在这个称之为“公共”的领域之内，不是沿循父子、长幼、尊从的关系形成社会共同体，而成为平等权利的主体，遵循共同认可的规则，民主地决策公共事务，达成彼此互惠共享的生活。“公”与“私”之间形成清晰的边界，公不能侵于私，也不是延续于私的大家庭，公共成为私权的共和联盟。

　　区分“公民”观和“人民”观非常关键。在作为全称概念使用的时候，二者有类似的含义，比如全体公民和全体人民可以是同等范畴，但后者只能用于集体概念，不能分解为“每一个人民”，从而失去了针对个体的权利与责任的含义;另外“人民”的特殊用法是与“敌人”相对的范畴，从而注入了可能的阶级因素，如在文革中的“黑五类”就失去了作为“人民”的资格，进而丧失作为一个人的基本尊严和人格。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人民”虽然是一个含有民主意义的观念，当离开每个个体的基本权利和“公民”责任谈“人民”，则可能是有害、甚至是危险的。

　　二、公民社会是转型的方向

　　中国的社会转型实质上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公民社会是转型的方向。如何理解现代文明？现代社会以其诸多新特性展示了与古代社会的不同，如全球化、理性启蒙、工业革命、市场经济体制、自由民主政治、法治秩序、民族国家等，这些特性与其说是“西方”特色，毋宁说是“现代”特色。固然，分解其中的元素，在传统社会大多能找到基因，但只是到了现代，它们才被如此地选择出来，关联成体系，得到极大的扩展与实现。现代的成就拉近了人类地理的距离，甚至使得文明的进程也不断加速，财富、信息、技术、创新，以几何数生长。为什么现代社会产生如此的变化？对现代性的各种研究，揭示一个现象，即个人主体性的发生。与众不同的单一个人成为社会的独立单元，个人自主性获得正当价值，是17世纪以后才开始出现的现象，构成现代性的价值基础。现代社会通过确立个体价值，将个人权利作为社会正当性依据，释放了作为独立的个人之能动性，使人成为创造的主体，这是前所未有的社会增长力和现代成就的源泉，是工业革命、资本剧增、民主运动及一系列现代制度孕育、成长的前提。

　　以个人主体性审视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中国目前面临的社会转型，与其说是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或者不同意识形态的争锋，不如说仍然处在自晚清以来现代性形成的过程之中。无论是从晚清实业强国、立宪改制、辛亥革命，还是到红色革命、改革开放，中国迈向现代社会的步伐一直在继续，而至今现代性的转型并未完成。如果我们用开放的心态和长远的视野来看待种种制度与实践，将其视为转型探索的组成部分，那么可以借鉴的经验便会更多，解决当下问题的视角便更开阔，不必单一地纠结于某条路径，眼光不止停留在经济增长、国家富强，也不简单用“西方价值”把现代文明打成“程序包”搁置一边，而思考其背后的逻辑，反观我们的文明自身：个人主体性在中国怎样形成？

　　公民社会可以看作是这条道路上的一种实践。面对现代流动性、信息化的社会，传统组织资源已经不能满足，如何建立超越血缘、地缘的社会关系纽带，支撑起“陌生人信任”的现代社会信任机制，在经济、社会、政治领域形成普遍性的、可扩展的社会秩序，换言之，寻找中国公民社会的生长路径，是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必须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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