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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大课堂:什么是公民社会

公益视角|2013-7-5 10:19

来源:炎黄春秋杂志|3844人参与|0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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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中国如何发展公民社会

 

  如果我们认识到中国转型问题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问题,其核心是形成基于个人主体性的现代制度体系,那么公民社会就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自然过程。

 

  首先,以开放的观念看待转型。传统到现代的变革是深刻的、持久的,如果我们人为地把思想限定于五年规划、十年任期、三十年改革开放、六十年新中国的既定方针路线,恐怕会丢失晚清以来中国的现代转型历史与世界资源的丰富性。每一次变革其实都是对既定方针的突破,正如邓小平突破“两个凡是”,才有了改革开放,欧洲突破中世纪禁忌,才有了文艺复兴、现代社会。越复杂的变革需要越深厚的思想资源,越强的反思性。政治体制改革的准备工作,需要思想解放、再启理性启蒙和社会对话之门。

 

  其中,淡化意识形态、回归基本价值,会减少改革的困境。如前分析,制度转型步伐与观念预期间的落差产生制度危机,解决方向应该是让观念落地、使制度转型加快,如果拔高理论预期、迟滞制度变革,会加剧社会的张力。历史上有过亩产大跃进,产量论证越高,政策失误越大;市场回归了经济的工具理性,理论大跃进却至今没有得到足够反思。应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站在现代性批判角度论述西方社会问题,所谓现代性批判,不是现代价值如何回到前现代价值,而是现代价值如何继续完成其自身目标,所谓“后现代性”“二次现代化”等理论也如是,它们代表了现代文明对自身的反思;中国社会处在现代性的形成期,更需要关注最基本的价值和制度,如公民权利、公共性、自由、法治、民主等现代价值,如果用现代批判替代现代价值,难免陷入漂移、困惑,增加转型的代价和成本。当理论自信成为重大攻关课题,已经说明遇到的危机。树立一个人、一种主义的独尊合法性,会使社会唯一盛行的只是“释经学”,最后变成权力的争夺;回归常识,回到人类基本价值层面,开放理论资源,才是社会共同体认同的依托。

 

  第二,如何看待改革顶层设计与公民社会自我发展的关系。最近对于政治改革顶层设计的呼声很高。改革要不要顶层设计?从前述的国际经验看,自上而下的主动改革与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生长相匹配,是最理想的转型模式。顶层设计并不是要对社会的道路和发展蓝图做出设计,而是要对政府自身的制度转型做系统预期,把握改革方向,寻找转型的契机点,理清关键制度变革的“先来后到”,对社会变化做出回应准备,对既得利益集团及其阻力有充分估量,以凝聚改革共识,使政府对自身改革做到自觉。大量历史事实说明,所有制度惯例同时变动的转型一般是不成功的,政治改革中公民社会的准备过程,对改革的结果往往有重要影响。

 

  第三,以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为切入点,积极进行社会体制改革,并以之作为承接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衔接和准备。社会改革的方向是提升社会自组织和自治能力。建国后的社会是按照高度自上而下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人紧密镶嵌于行政动员、单位制、党群制之中。“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核心是建立自由个体的联合纽带,从而具有主体性的个人仍然可以形成有序的社会。自组织秩序的缺乏,不仅束缚社会的创造性,而且使社会的秩序高度依存于政治主体,造成政府责任过大、社会理性缺乏、秩序风险集中。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探索十五年,改革时机已经成熟,2012年广东省率先实现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制度,为全国的改革提供了宝贵实践经验。

 

  改革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取消双重管理,实现登记与备案相结合、无审批为普遍原则、依法审批为特例的公民结社自由,以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并通过激发社会组织及社区功能,发育社会中间层,拓宽社会的表达机制、对话机制、协商机制、自治机制,形成激发社会活力基础上的社会秩序。“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很好表达了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原则,其中,自治是目的,法原则是自治社会的基本规则,责权明确是法治的要求,政社分开是改革的关键。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也就是法治下的公民社会。

 

  第四,政府要避免自身行为成为“教给人民革命的课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考察18世纪法国,深刻描绘了“政府是如何完成对人民的革命教育的”。比如,国家对权利的做法,向人们传递敌视个人的观念;政府对待私有财产的方式,教唆人们以公共利益的名义破坏个人权利;法庭上法律被当作手段使用,让每个人从切身经历中学会对法的轻视;政治宣传的语言召唤人们的非理性思维;权力的现身说法教会人们轻易使用暴力瀢灠是制度自身的行为和宣讲的语言,教育了国民的行为习惯,让他们耳濡目染地牢记并付诸于自身行动,它每天亲身示范地教给人民革命,直到人民成为革命的继承者。正如托克维尔所观察到的,“旧制度一直开办这类学校”,为大革命提供了许多形式。当权力观念深入人心,法治、社会理性、权利等价值被权力操纵自如,它所教化出的革命也临近了。

 

  公民社会也是一个课堂,是个体责任、社会理性、法治自治的练习场。必须期待这场教育的普及超过革命的教化,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才有可能顺利和成功。

 

  作者简介

 

  贾西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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