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少女马拉拉·优素福·扎伊现身纽约联合国总部

 

　　伊莎多拉，巴西

 

　　对于伊莎多拉来说，抗争始于去年夏天，当姐姐跟她说起一个苏格兰女孩时—那个女孩把自己讨厌的学校食物拍下来，把照片放在网络上，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

 

　　14岁的伊莎多拉·法伯尔穿着牛仔裤、T恤和红色运动鞋。她和父母、祖母、祖母的狮子狗一起住在弗洛里亚诺波利斯一个中产社区中。她伴随着互联网和Facebook长大，对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有所了解。

 

　　她知道印度的吉约蒂，当然也知道马拉拉。当她在Facebook上看到马拉拉遭遇枪击的消息后，在博客上写道：“我从来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种程度。”

 

　　如今她的博客“班级日记”约有60万读者，成为巴西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伊莎多拉受到的喜爱和憎恨一样多。她甚至收到了死亡威胁。

 

　　巴西是一个新兴国家，一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力量，那里的一切表面上显得井然有序，但事实并非如此。伊莎多拉是一个全球化儿童，喜欢涅槃乐队，喜欢看《犯罪现场调查：迈阿密》。当她放眼全世界，把别的国家与巴西相比，有时会不喜欢自己看到的事情。事实上，巴西街头的抗议证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她一样不满意。

 

　　巴西在2014年的世界杯和2016年的夏季奥运会上花了至少390亿美元，与此同时，公立学校系统正在分崩离析。那些有办法的人都把孩子送往私校。伊莎多拉是所在社区唯一读公校的，她利用手机记下了公校的许多不足：女浴室破烂的门窗，坏掉的电扇里漏出的电线直接在天花板上晃荡。教室破掉的窗户，东倒西歪的体育设施很早之前就应该油漆了（油漆工收了钱，但是从来没出现过），数学课上的混乱—学生在凳子间跳来跳去，而老师却站在后面，无所事事。

 

　　伊莎多拉从2012年7月11日开始写“班级日记”。三周之后她已经有了3000名读者，很多人发来了自己学校的故事，还有照片：老旧、坍塌或者被洪水淹过的建筑物，教室里的打斗，还有哭泣或者大叫的老师。地方媒体报道了伊莎多拉，电视台的人出现在她的学校外，校长只好承认学校的确有不足。

 

　　两个月后，伊莎多拉有了3万名读者，她的博客形成一大特色，就是对于巴西教育系统严重问题的热烈讨论，引起了被批评对象的愤怒之火。老师们抱怨他们受到不公平的攻击，一位老师告她诽谤，其他学生也开始威胁伊莎多拉。

 

　　四周之后，陌生的攻击者开始往她家扔石头，她祖母前额被击中，缝了针，但是肇事者没被认出来，逃脱了。今年2月，有人用假名在Facebook上向她发出了死亡威胁。“离开家的时候你眼睛睁大一点。”她报了案，警方进行了调查。

 

　　她发起了一场大运动，对于一个年仅14岁的女孩来说，这似乎太重大了。她是现代数字时代的孩子，使用媒体的力量，推动了过去不会有的抗争的发生。伊莎多拉这样的女孩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她们年轻。她们发出的信息被发送出去，从地方到全国，再到国际媒体。伊莎多拉·法伯尔的故事已经传到美国、欧洲，《金融时报》把她评为“巴西最有影响力25人”之一。

 

　　瓦伦蒂妮，南非

 

　　对瓦伦蒂妮来说，抗争始于她在清洁一个酒店房间时突然与林迪微·马兹布科面对面。马兹布科是南非议会反对派领导人，从小镇一直奋斗到政治高层，以对男性主导的政府的反制而出名。瓦伦蒂妮曾经从报纸上剪下她的照片，因为这位政治家是她最钦佩的人生偶像，与其并列的还有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不过，她和马兹布科之间的距离实在太远了，一个是看似不真实的偶像，一个是农场工人的女儿，两人似乎永远不可能相遇。

 

　　但是，突然之间，偶像站在了她的面前—马兹布科来到这家酒店是为了参加一个婚礼，她问了瓦伦蒂妮一些问题：你多大了？你关心什么？你的梦想是什么？

 

　　瓦伦蒂妮17岁了，这个穿着棕黄色清洁工制服的女孩子家住在南非最大水果种植区一个苹果种植园内，那里出产有名的“粉红女士”苹果，专门出口到欧洲。那个种植园属于一个富有的白人，瓦伦蒂妮的父母以及园里所有人，都为他工作。瓦伦蒂妮及家人属于南非所谓的“有色人种”，也就是黑白混血人种。对于他们来说，职业选择不多。去年的收获季节，瓦伦蒂妮走路去公共汽车站时，看到一名摘果女工正在分拣苹果。她对自己说：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被整天喝得醉醺醺的丈夫强奸，不要像那些女人，除了每天田地上的事情一无所知，她们贫穷，没有受过教育，早早地便屈服于命运。

 

　　农田就像一个陷阱，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至少意识得不够早。为什么瓦伦蒂妮能够意识到？可能是因为她有一个通过努力做上了办公室工作的母亲，她告诉女儿：“要走你自己的路！”或者是因为她有一位年轻而又有献身精神的老师，他试图建立女孩们的自尊心，告诉她们：要相信自己！

 

　　随着南非和全世界有越来越多的女孩上学，像这样的老师具有很大影响力。教育会创造出对更多教育的渴望，教育会让你知道，事情可以不像你看到的那样。去年夏天，当瓦伦蒂妮对现实感到特别不满时，听说将举行一个农场工人会议，决定也去参加。生平第一次，她遇到了富有抗争精神的女孩儿，她们有独立的思考，也有勇气说出自己的想法。这些女孩会问自己：为何生活如此艰辛？我们怎样才能改变？她说，这种觉得自己并不孤独的新感觉很好。这是我们的抗争，她说。

 

　　瓦伦蒂妮现在常在公众场合露面，在这种场合，她满怀骄傲，向一群群的女孩讲述教育的困境。那些女孩会说出她们的需要，一起跳舞，唱反种族隔离的老歌，握紧她们的拳头。

 

　　女性权利1948年被法典化，当时联合国颁布了《世界人权宣言》，这宣言适用于所有人，“不分任何种族、肤色、性别”。这不是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条约，而只是一个指导方针，但女孩们在学校学习了这一内容。瓦伦蒂妮认为，南非许多学校并不好，包括她上的那一所。瓦伦蒂妮将自己和志同道合者称为“幸存者”，指从看似绝望的环境中幸存下来的人。的确，与妈妈、祖母或者曾祖母相比，她拥有更好的机会，她可以通过短信或者Mxit—非洲许多年轻人使用的社交网络—与女性朋友们联络，她比前辈们知道得多。

 

　　然而，她还是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她提起一件事：过去认识的一个女孩12岁时便怀孕了。她没说到那个女孩碰到了什么事，但是，“那样的事绝对不能发生在我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