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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广州医生被殴重伤、浙江温岭三位大夫死伤于患者刀下，使医患冲突再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在工作压力较大、医疗纠纷频发的情况下，医务人员的生存环境堪忧。

　　中国自古有“医者仁心”的说法，医患之间以德报德，甚至相濡以沫的故事，更是在民间广为传颂。但不知从何时开始，医患关系走上了“紧张”的轨道，一言不合，刀刃相见，最后落得个两败俱伤：一是医务工作者身心俱疲，中国已经出现“医不过二代”现象；二是患者愈发不信任医务工作者，耽误病情、影响治疗，在“看病难、看病贵”的背景下，更加大了看病的成本。

　　这种失信状态的蔓延，令医疗机构愈发成为一个动辄得爆的“火药桶”。数字最有发言权：2012年，全国共发生恶性伤医案件11起，造成35人伤亡，其中死亡7人，受伤28人(患者及陪护人员11名、医护人员16名、保安1名)，涉及北京、黑龙江等8省市。据中华医学管理学会统计，自2002年9月《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以来，中国医疗纠纷的发生率平均每年上升了22.9%。一些受访人士坦承，医患关系恶化和频发的暴力事件让医生心理负担很大，变得更加小心谨慎，对一些年龄大、手术风险大的患者有时更愿意推荐保守治疗。

　　为了减小这样的风险，日前，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公安部还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医院安全防范系统建设指导意见》。通过人防、物防、技防三级防护体系构建“平安医院”，以防止恶性“医闹”。其中明确要求保安员数量应当遵循“就高不就低”原则，按照不低于在岗医务人员总数的3%或20张病床1名保安或日均门诊量的3%。的标准配备。只是，接踵而至的“弑医案”说明，安保并不是改变医务工作者生存状态的兜底制度。

　　谁都得承认，“弑医案”是法治社会的硬伤，以丛林法则谋求正义诉求，已经背离了基本的公序良俗。只是，正如浙江温岭“弑医案”中公众所追问的：一个微创手术的纠纷为何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都未能解决？追根溯源，医患之间“互不信任、互不理解”的现实才是悲剧的根源。那么，是什么造成了这种长期而普遍的不信任与不理解呢？

　　如果这个问题过于宏大，不妨佐证一个细节：《人民日报》此前刊文指出，全世界的医生都是靠技术吃饭，惟有中国医生靠卖药生存，其公信力自然受到质疑。患者倾家荡产去看病，价值期待与医疗现状很容易出现巨幅落差，一旦权益诉求通道遭遇肠梗阻，生存焦虑之下，难免激愤过火。法律能惩戒得了“弑医案”、安保能阻止得了“医闹”，却无法释怀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对垒。

　　一言以蔽之，尽管医患信任解体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动因。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畸形的以药养医体制，将医生逼进了“不仁不义”的境地。只有基于这样的共识，才能真正找到纾解“弑医案”等极端现象的药方：一是医改必须要加大对医疗机构的投入;二是在合理提高医务工作者收入的基础上，均衡配置公共医疗资源，逆转药品价格与医疗服务领域各色潜规则，让看病成为一件纯粹的技术活儿。

　　看病更便宜了、更干净了，就算技术层面有争议，也断不至于如眼下般水火不容。遵循这样的基本逻辑，在“弑医案”频发的语境下，制度设计当坚守一个基本道理：真要保障医疗机构及医务工作者的安全，让医疗本身回归公益比增设安保更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