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生物伦理学委员会是由B．切尔瑞利教授、查尔斯•苏珊娜教授以及欧洲全球生物伦理学协会共同发起的，旨在推动对由于生命科学和技术的不断发展而衍生的伦理问题的研究和宣传教育。当前，生物伦理学委员会主张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生物伦理学基础和应用研究；科学—社会互动研究；生物伦理学和遗传学的跨学科研究；生物伦理学终身教育研究。

　　生物技术的发展，同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趋势一样，都没有考虑到人类、地球、非生物和植物之间的互动。我们认为，除了用经济理论揭示人与自然的关系，更有必要发展和提出一些新的道德观念，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果科学家们不愿意简单地自称为“技术员”，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社会、文化和道德的本质问题——实际上，科学的每一个方面（实践的或是理论的）都包含着如何为社会服务的问题。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生物学家正在重复着物理学家研究原子能量和人类学民族学家研究殖民地的活动。面对人与其他自然因素间脆弱的均势，我们迫切需要新的道德标准，积极理性地思考好与坏、公正与偏袒、正确与错误、服从与违抗、责任与自由等等概念，以及如何将这些概念应用于广大自然界。

　　历史上，人类学在很长时间里有两个分支——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家关心的是人类进化发展的历史，但是作为科学家，他们没有考虑人类价值或者伦理道德问题；社会或文化人类学家则能够更多地关注这类问题。生物伦理学的最初目标是发展一种跨学科的方法，结合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因为它们同人类价值和伦理道德密切相关。通过分析人们在卫生保健、保护地球和长期生存中的共同点，生物伦理学也可以协调不同的意识形态。生物伦理学的研究并不局限于医疗服务中的道德问题，很多灾难性的问题，如环境恶化引起的伦理问题、生态稳定遭到破坏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等，都需要用生物知识来解决。今天，全球生物伦理学研究的当务之急，就是加强对生命科学技术引起的道德问题进行研究和教育。作为一门科学，生物伦理学的研究基础是尊重自由、尊重每一个人的良心和尊严，还有尊重自然，将自然视为我们有机组成部分之一。

　　生物伦理学研究对于种族和种族主义问题的研究尤为重要。人类学需要客观地研究人类多样性，划分种族实际上是对一个虚无的问题作出的伪证，它消耗了许多无谓的精力，加剧了种族主义倾向。

　　常识告诉我们，世界上曾经存在一些伟大的民族，他们有自己明显的核心特征。然而，从生物学角度来说，这种观念根本站不住脚。研究发现，与不同人种间的表面差异相比，相同人种的个体生物差异要更加明显。将人划分为不同族群的做法是主观臆断的，有悖于自然。人种差异不是因为有些人拥有某些特定基因，而另外一些人没有。与此相反，所有人的基因都是相同的，只是排列规律不同。任何试图将人类进行种族或者亚种族划分（当然也有等级的结构）的举动都没有任何生物学意义。

　　实际上，人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的区域性团体或者生物—文化集团。人类构成了一个单一的连续统一体或渐变群，并按照地理梯度分布。他们之间具有生态学差异，存在基因流动，然而唯一真正的差异存在于文化属性中，如语言和行为方式等。

　　今天，虽然种族这一概念对于保护或增强社会认同具有一定的意义，它却已经失去了科学价值。对待种族主义，我们既不能否认人种间的差别——这些差别的确存在，也不能否认人们对族群认同的需求——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需求。我们应该保证，无论什么人都享有同样的资源，没有哪一个族群或者个人应该遭到歧视。

　　在人们同社会制度、法律审理、医疗保险、民族认同的关系中，基因正成为一个越来越基本的要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要在日常生活中及时更新有关种族、民族及其它衍生词语的概念，还要抓紧时间在社会、学术圈、立法机关以及社会政治体制中广泛地讨论这些内容。作为人类学者，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积极参与和引导这些讨论，告诉大家：“种族”不是一个生物学概念。

　　全球现在有60亿人口，大家各不相同，差异显著。如果大家都变成一样的，我们还会快乐吗？人类个体是各不相同的，宽容才是永恒的主题。宽容不仅是文化和哲学问题，更暗含着对生物多样性的尊重。我们应该深入地理解我们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对于科学研究来说富有意义；但是，如果我们因为这些差异而发生争执或冲突的话，那就毫无意义。因此，我们只有提高教育水平，才能避免偏见，解放思想。

　　（作者系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生物伦理学委员会主席，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