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相信，约瑟夫·洛克造就了丽江。他是美国著名的探险家、植物学家，东巴文化在西方的传播者。洛克在丽江前前后后待了近30年。1922年，他作为美国农业部的雇员在中国云南从事植物考察，后来受雇于哈佛大学阿诺德博物馆，在中国西南收集植物标本。在1950年离开中国之前，他受雇于世界闻名的《国家地理》杂志，行走于滇西北到青海的阿尼玛钦一线，拍摄了大量关于西南少数民族的照片。中国西南的奇丽景象吸引了西方读者的目光。有人说，如果没有洛克在《国家地理》发表的文章和照片，或许就没有西方人关于香格里拉的想象，也就没有今天滇西北在世界旅游版图上的位置。

       洛克在丽江的时候生活在雪嵩村，纳西语里名为“舞鲁肯”，意为“银石之脚”，就在玉龙雪山脚下。雪嵩村里的很多纳西族年轻人成为洛克的助手，强健者帮助他在西南边陲采集标本，擅文辞者帮助他翻译东巴典籍。很少有人探究他们在洛克的探险和创作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但是实际上，雪嵩村民从清朝末年起就接受西方植物学家和花卉公司的雇佣，采集各种高山动植物标本，运往欧美各国。这些新采集的物种与世界其他地方采集来的物种扩展了西方人的视野。它们不但丰富了爱丁堡的植物园，哈佛的博物馆，而且被批量移植、栽培成为花卉市场上的紧俏商品。他们帮助西方的植物学家建立起系统完善的植物分类知识。从这个角度讲，古老的雪嵩村民是整个现代西方殖民体系的一部分。

       雪嵩村民与西方植物学家的互动最早始于20世纪初。乔治·弗莱斯是当时著名的英国植物学家，他曾先后7次到滇西北采集植物标本，雇佣了雪嵩村的赵成章和其他几位村民。在随后的近30年里，赵成章帮助弗莱斯在玉龙雪山深处采得6000多种植物标本，共计10万余份，其中的1200多个物种之前从未进入西方人的视野。即便弗莱斯不在云南时，赵成章依旧按部就班地工作，接受弗莱斯的汇款，带领乡人采集标本，晒干，压纸，编号，通过马帮运送到缅甸，然后再转运到英国各地的植物园。

       在他们的通信里，赵成章称弗莱斯为“老弗”或“弗老爷”，弗莱斯称他为“老赵”。这些通信使我们能够窥探到当时的情景。弗莱斯一生热爱高山杜鹃，他在云南发现了大量杜鹃品种，使这种植物获得了西方园林界的青睐。他因此获得英国皇家植物学会的维多利亚勋章。他相信高山杜鹃的起源地在云南。他努力地筹集经费，责成赵成章去寻找这个起源，他推断在这个神秘的起源地有着最丰富的杜鹃树种。这儿成了他魂牵梦绕的地方。

       赵成章同样投入了极大的热忱，因为在纳西人的传说里，他们的祖先来源于天界，落脚在杜鹃盛开的地方，杜鹃树种与纳西人的诞生地有紧密的联系，雪嵩村民希望能够利用西方人的经济资助实现对家园的找寻。在纳西的民歌和传说里，这个杜鹃盛开的地方在丽江的西北，今天的中甸一带。他们按照民歌里的线索不断向北，用坚实的行走去追溯失落的家园，用真实的地理去印证古老的传说，他们说服弗莱斯相信，丽江西北是杜鹃的起源。

       这是一个充满诗意的过程。西方探险者与雪嵩村民的合作，使启蒙以来的科学理想以一种奇妙的方式与纳西人的传说结合，生产出关于地理与历史的文字和知识。但是在今天，我们记住的是弗莱斯，或是洛克，却很难知道赵成章和雪嵩村民在此过程中的付出，以及他们渴望实现的对祖先故土的找寻。在洛克的旅行里，他和雪嵩的年轻人经常共处一帐，在日记里称这些丽江助手为“我的男孩”。他在阿尼玛钦的探险途中了解到藏传佛教的转世观念，幻想着自己和这些年轻人在前世存在着隐秘的联系。但是他始终是个种族主义者，他挣扎于白人的特权地位和他与纳西人的感情之间。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些探险，对西方植物学家和雪嵩村民而言，都是一场对自我与家园的找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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