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医学院读书时，尼莫博士是我的老师。他是爱丁堡一位年长的医生，穿着细条纹西装，戴着重重的金表，搽着发油的白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若他发现病人有听力障碍，就会从夹克口袋里取出听诊器，彬彬有礼地将听筒放入病人的耳朵。他手握着听诊器另一端，对着它缓慢清楚地说话，就像对着麦克风一样。听诊器能够集中和放大声音，这意味着尼莫博士不必大声喊话，从而保护了开放式病房里患者的隐私。大多数情况下，他的患者们觉得这种角色互换很滑稽；有时医学院的学生也会觉得好笑。记得有一次，一名学生发出太过明显的窃笑声，尼莫博士便对他说，“努力用合适的方法沟通，这一点儿都不可笑。使用你能想到的任何办法去理解病人，也让病人能理解你。”

　　当我在临床实践中遇到听障患者，我仍然会采用尼莫博士的建议。戴上听诊器的患者大多欣赏我的做法，同时也觉得挺好笑的。然而，与全聋患者克服沟通障碍，就没那么好笑了。如果没有手语翻译，而病人唇读能力又不高，我们就得将提问和回答都写在纸上，能写上好多页。即便如此，问诊的广度及细微之处随之流失许多。

 　　布莱克女士是我的一个全聋病人。她五十几岁，唇读能力很强。但我们的诊疗时间也比正常情况超出许多。我们通常没有富余的时间谈论她的情绪健康，只能专注于她的身体疾病、诊断、及治疗方案。她靠社会福利金独自一人生活。虽然在爱丁堡聋人社区有许多朋友，但她与聋人眼中的“听觉世界”甚少交集。最近，我需要跟她聊一聊，但又觉得门诊时间太短。所以我就从诊所出来，骑着自行车去拜访了她家。

 　　她家前门的按钮旁有一个牌子，写着“用力按，别敲门。”这个按钮的电线连着的不是门铃，而是屋子里一个会闪动的灯。她的屋子挺小，墙上贴满图片，地上全是宠物猫的玩具。在她不多的藏书里，有一本医学百科全书。她说我们每次见面前，她都会从这本书里查询一些信息。这么多年与医生打交道，她已经学会提出自己的诊断意见和治疗方案以便提高问诊效率。

 　　屋子外边有几个工人在挖路，气钻的声音让我有些心烦。不过，这自然不会影响布莱克女士。我们时间充裕，她便开始向我讲述自己最初的记忆。最开始她感到沮丧和绝望，她被当做傻子对待(我看到她档案中有些文件称她“智力迟钝”)。当时她年纪很小，不能理解人们为何总是对她动怒，还有人们的嘴为何一直在动。四岁时，人们意识到她是聋子，她便被送到一所特殊学校学习手语。“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唇读的？”我问到。她竖起了八个指头。“唇读很难。”她用许多聋人所拥有的那种来自不易的特别嗓音说道。她把手低低抬起到四岁小孩的高度，又将两个握住的拳头举到眼部，来表示哭泣。接着，她将手抬得更高，大概八岁小孩的高度，然后开始点头微笑。“八岁时，能懂了。”

　　语言习得专家认为，儿童生命的前三年是形成概念框架、建立流利语言最关键的时期。而布莱克女士开始学习语言(手语跟其他口头语言一样，是一种精密、细腻、完整的表达方式)时，已经错过这个关键时期。布莱克没有明说，但自那时起，她就得接受并适应滞后的语言习得所造成的后果：这使她与听觉世界交集甚少，使她无法找到满意的工作，也使她用笨拙难看的书写与人交流。

 　　莉迪亚·登沃斯在《我能听见你耳语》一书中，进行了一趟她称之为“声音科学与语言科学的亲密之旅”。语言习得关键又短暂的三年时机，对布莱克女士不利，对登沃斯而言却意义非凡。在她儿子一岁左右时，登沃斯发现他患有严重的听力障碍并且可能很快就会全聋。她注意到有点儿不对头，因为他的语言发育比其余两个儿子缓慢得多。

 　　如果聋人儿童的父母亲也是聋人，那么这个小孩就完全不存在语言发育迟缓的问题。这种小孩一出世便生活于手语环境中，这使他们能够发展与听力正常者同样完整的词汇系统，这些词汇不仅能用于描述世界，也可处理抽象的概念。作为“智人”-“能思考者”或“知者”，我们是通过语言而兴盛，因为语言为我们的抽象思考提供了一个工具箱。相反，如果聋人儿童的父母亲听力正常，这些孩子就处于不利的状况。他们要么必须学习唇读(布莱克女士认为这既缓慢又困难)，要么必须尽早接触手语(实际上手语比言语更易习得，小孩三岁时就可流利使用手语)。

 　　在过去25年间，人们对第三种可能性的兴趣骤增：植入人工耳蜗。在健保系统资金充裕的国家，为聋人儿童植入一两个人工耳蜗设备是普遍现象(澳大利亚80%的聋人儿童拥有人工耳蜗)。两只耳朵各植入一只能改善声源定位，并提高嘈杂环境下的理解能力。但是，15%到20%的被植入者获益甚少。并且这些耳蜗与所声称的相反，并不能再现正常听力；它们传递的，是简化破败的声音世界 (科技界先锋人物迈克尔·莫扎尼克将耳蜗植入体发出的信号比喻成“用拳头弹奏肖邦乐曲)。尽管耳蜗植入体有这些局限之处，它们还是有可能极大提升聋人理解口语及习得口语的能力。

 　　在18世纪及19世纪早期的欧洲和美国，聋人学校发展迅猛。这些学校传授手语的各种民族语言。当时许多聋人流利地写下了他们通过手语体验到的自由解脱。然而19世纪末期，聋人学校的教育重点从学习手语转向通过唇读及说话来习得口语。

 　　这个转变也许出于好的初衷，但对聋人群体而言却是灾难。说话及唇读需要多年专心致志地努力，这使聋人没有时间学习其他领域的知识与技能。到了20世纪中期，聋人的教育程度骤跌：成年聋人的读写能力很差。聋人群体显然比一个世纪前更加边缘化。布莱克女士是幸运的，她在当时学习了手语。

　　1994年，安德鲁·所罗门在纽约时报杂志发表文章《反抗的聋人》，文中阐述了着重口语技能具有多大的危害。他引述了杰基·露丝的话，她是在口语环境中接受的教育：

　　“我们觉得自己很迟钝…所有一切都依赖一个极其枯燥的技能，我们都不擅长的技能…我们花了两周的时间学习怎么说“断头台”，这是我们对法国革命的认识。然后你出去用聋人的发音跟别人说“断头台”，他们完全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如果聋人教育的目的是让我们之中无法听见的人能有效参与国民生活和文化生活，那么它是失败的。

　　20世纪80年代，许多聋人开始主张自己作为不同寻常的重要群体中的一员所应具有的权利。《当心灵倾听》及《聋人在美国》这类书为一场争论奠定了基础；这场争论主题是听力正常的人如何欣赏(更辛酸地说，是“未能欣赏”)听力障碍的人，并号召聋人们以自己独特的视觉文化为傲。最后，聋人赢得了政治权利，双方也达成和解。聋人(Deaf)的首字母大写D成为以文化身份为傲的标志。

 　　耳蜗植入体的试用品问世之时，正是聋人身份不断积聚自信的时期。许多年以来，植入耳蜗被看做是一种侮辱-直至今日仍有人这样认为。如果耳聋是一种差别，而不是损伤，那为何要将金属线植入孩子们的大脑(不过金属线并非进入大脑，而是进入耳蜗这个感觉器官)？若是如此，又为何将耳聋当成一个“健保”问题？在这场强硬争论的最后，希望给自己孩子植入耳蜗的父母背上儿童虐待者的污名；而另一方面，耳蜗植入体被当做无与伦比的奇迹备受赞誉。

　　探讨文化身份、残疾与康复、以及社会如何包容多样性，这些话题都极易触发人们强烈的情绪，对有些人而言这些话题是庄严的。所以，我们不得不谨慎探讨。然而这是一件难事：因为话题涉及到一个婴儿或学步儿童，留给她习得语言的时间极其有限。她的父母必须作出考验所罗门智慧的抉择：植入？还是不植入? “耳聋本身并不痛苦，痛苦在于无法正常交流和使用语言。”奥利弗·萨克斯指出。那么，如何保证你的小孩获得学习语言及交流的最佳时机？登沃斯的这本书便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相关的科学探索。这是一本个人回忆录，也是一位迫切需要找到自己答案的母亲所做的记者调查。

 　　白内障手术让盲人重见光明，聋人是否也有可能重获听力？如果聋人能够重获听力，就像大多数人所主张的那样，就没有必要讨论口语和手语各自的优势了。早期的医生尝试用一颗石头敲击聋人的耳朵。这样的做法没有成效，之后的医生们便大多放弃了“治愈”耳聋。直到20世纪50年代，巴黎外科医生查尔斯·艾瑞斯改变了这一现状：他将一个电磁感应的线圈植入了病人G先生的听觉神经。G先生之前进行过一项外科手术：去除耳朵附近的肿瘤。在那次手术中，G先生的耳朵变聋了。当被植入的线圈通电，G先生听到了撕扯布料的声音，仅此而已。洛杉矶耳外科医生比尔·豪斯得知艾瑞斯的实验后，便在停尸房的尸体身上试验并摸索出一个改良方案：将一根纤细的电极线放入蜗牛状的耳蜗中。他在1961年的初步尝试前景可观。

图片来自Science Photo Library/Corbis

　　图中是一个用于外耳及内耳的人工听力设备，耳蜗型植入体放置在内耳。外部麦克风(图左上方，外耳背后的设备)接收到的声音通过金属线传送到耳蜗(图右的线圈)中植入的电极里。这些电极将声音以电脉冲的形式传送到听觉神经和大脑，使聋人能够听到声音。我们人类的内耳构造源自数百万年以前的进化：原始时代的鱼类皮肤开始形成凹洞，以便灵敏感知来自周围水压的起伏变化以及它们翻滚或突然游动时水的运动。随时间过去，神经进化，凹洞变成了灌满海水的管子，这些管子最终闭锁且被隐藏在鱼类的头部。在随后的进化过程中，鱼类下颚的骨头移位、缩小、变成了增强的耳骨。原本用于感知旋转运动的管子变成我们耳部的半规管(用于维持平衡)，而理论上用于感知压力波的部位则变成了我们的耳蜗(用于听觉)。内耳中的液体组成包含了盐份，它仍然携带着原始海洋的记忆。

 　　在人类耳蜗内部有大概30到35毫米长的细薄膜状物，它成螺旋状缠绕并浸泡在充满盐份的液体里。膜状物一方面与声音产生共鸣，通过长度感知高低频率；另一方面它又与神经细胞相联，使神经细胞将共鸣传达给大脑。简而言之，耳蜗状植入体是将一系列细小的电极排列在耳膜上。声音被编码到耳后(靠磁铁吸力)的接收器、然后被传送到电极、电极以类似声音的方式刺激耳膜上的神经细胞。1961年豪斯创造了第一个设备，随后的30年间，加州、墨尔本、维也纳、犹他的医研团体几乎完全独立地各自研究如何优化这个看似简单却极其复杂的想法。

 　　登沃斯是一位优秀的调查记者，同时也是急于为儿子做出最佳选择的母亲。她采访了这一技术的先锋探索者，全面调查了听觉生理学、发声学、和语言的电子编码方式。健康的耳蜗能够分辨几千种语调，而现代耳蜗植入体只有22个频道。令人震惊的是，尽管这些植入设备将我们复杂多样的声音世界简化到仅仅22种刺激方式，却使得聋人能够成功听懂语言。更令人震惊的是，每一个先锋探索团体发展出各自不同的声音编码体系，而每一种都获得几乎同等的成功。似乎你能将各种极其不同的信号模式传入金属线，无论哪一种，大脑都能听懂。为了了解其中原委、以及为何需要迫切做出植入(或不植入)人工耳蜗的决定，我们必须沿着耳蜗往下探索听觉神经以及大脑。

 　　神经冲动通过耳蜗核(位于脑干里的第一个听觉信息中继站)以后，两耳的神经冲动相吻合比对。它们一路平行到达中脑及大脑皮质。正是中脑的联接使我们会被巨大的声响惊呆，这是最原始潜意识的反应。但将神经冲动跟我们经验世界整合起来的，是大脑皮层。脑皮层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学习”新声音的意义，前提是这个声音具有意义并反复出现。任何年龄的人都可以实现这种“学习”，但它只有在儿童时期才最有效率，因为儿童迫切需要语言来对世界形成概念。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获得神经科学学位。当时的科学家认为，负责学习的神经元可塑性只出现在突触层面。但随着科技进步，神经科学学家发现新事物的决心也增强：如今科学家怀疑树突棘也能够学习。树突棘是每个神经元负责接收刺激的微小突出。与我同时代的科学家当时考察大脑活动区域时，都仅限于MR(磁共振)和PET(正电子成像术)；若是考察大脑活动的时机，则仅限于EEG(脑电图描计器)。当时不可能同时获取大脑活动区域与活动时机的信息。但是如今，神经科学学家有了MEG(脑磁图)扫描仪，问题得以解决。

 　　在16世纪的时候，人们相信磁铁有灵魂。传说吞下磁铁就能获得雄辩口才，而磁铁的“超距作用”也被联系到爱情吸引力。现在我们知道了，口才与爱情确实会在大脑中产生磁场：每一个神经元激发时，都会在它的脉冲周围形成一个小小的磁场。将这些磁场想象成石头在池塘击起的涟漪，接着想象这个水光摇晃的表面被撕下又被包裹在我们的头部。当我们交谈、思考、体验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大脑磁场都涌动着光晕。

　　MEG扫描仪能够精准地找到这些极其微小的磁场。这些扫描仪已经向我们证实，听到声音15毫秒后，脉冲就已到达脑干，仅仅几毫秒后就到达脑皮层。但是用于理解这些声音的时间却更长：大约60到100毫秒以后，听觉皮层的大部分区域才会被激活，开始“查询”每一个声音的意义。如果这个声音很熟悉，那么这个过程就稍短并且形成更少的涟漪，因为大脑稍微运作即可理解这个声音。大约200毫秒后，自觉意识出现，但仍需300到400毫秒以后，这个声音的词义才能被理解。我们听听世界各地的语言，就会发现音节持续的长度均为150到200毫秒，这个定量似乎与大脑生理机能有关系。我们需要大约600毫秒-半秒多种-才能认出意料之外的词语、乐曲中不和谐的音调、或将谈话片段串联成有意义的语篇。这些发现强调了我们的大脑并非被动地感知这个世界，它们每一刻都以感官信息的丝丝缕缕编织我们的世界。

 　　将MEG扫描仪的发现应用于儿童如何学习及获得语言的课题，由此发现声音不仅与学习说话紧密相关，而且与读写能力关系密切。在这个过程中，反复、押韵、韵律都至关重要。苏斯博士的天才绘本是有神经生物学依据的。就像从野蔷薇丛生的花园开辟出道路，在神经元连结处开辟的道路会因为重复行走而越加分明，而疏于行走的那些便废弃老旧。

 　　后期的语言习得比儿童时期更艰难，因为潜在的联接被废弃，所以成年人必须使用更高级更缓慢的脑中枢。训练你的耳朵以及提升专注力实际上可以加快默读速度。另一个惊人的发现是，从婴儿时期学习手语会提高后期阅读英文的速度。莉迪亚·登沃斯决定为儿子植入人工耳蜗。因为她自己的母语不是手语，而人工耳蜗能够提供给他快速习得语言的最佳机会。如今，莉迪亚的儿子在主流学校茁壮成长。在她看来，这足够证明她和丈夫当初所做的决定是正确的。

 　　在莉迪亚调查初期，她有见过生于聋人家庭却听力正常的小孩。她看到他们所处的独特状况-需要在聋世界和听觉世界之间穿梭，“但是他们在逾越任一边界的时候，都消减了他们父母的一些痛苦。”调查快结束的时候，莉迪亚见到了山姆·斯威勒。他是聋人，并且成年以后才成功植入一个人工耳蜗。这促使我考虑要问问我的一些病人比如布莱克女士，看他们是否愿意往前走一步-考虑一下植入人工耳蜗。“听觉世界与聋世界之间的阻隔变得越来越短，”斯威勒说。“它更像是能够穿透的边界。”当登沃斯问他，为什么尽管能够流利使用手语并且已融入聋人社区，却还是要尝试植入人工耳蜗。他回答说，“生活艰难，你需要在箭筒里准备各种武器，拥有尽可能多的资源。”

　　《我能听见你耳语》是新闻报道、通俗科学、个人回忆录三体合一的作品。作为一篇新闻报道，它对耳蜗植入体争议的调查既及时又缜密，即便登沃斯承认自己是赞成植入的。作为一本通俗科学作品，它引人入胜；它开启了一个窗口看到认知、语言、自觉意识编织的最新研究。作为一本回忆录，它温柔、令人感同身受：就像伴随着登沃斯和她的儿子一同在路上，我想象着和自己的孩子经历他们的经历，常常就被打动了。究竟要不要植入人工耳蜗，这个问题已嵌入这种书的结构之中，没有轻而易举的答案。但是我记得我医学院老师的智慧，当他将听诊器轻轻放入听障病人耳中，他说，“使用你能想到的任何办法去理解这个世界，也让自己被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