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猎狐与猎狼，彼得.保罗.鲁本斯创作，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约翰.斯图尔特.肯尼迪基金会购入）

　　伦敦家庭主妇芭芭拉.卡特赢得了“实现一个愿望”的慈善比赛，她说她想要亲吻、拥抱一只狮子。周三晚她因喉部创伤导致休克。卡特夫人，46岁，周三那天被带去比尤德里野生动物园看狮子。当她朝母狮苏奇俯下身时，苏奇突然跳起把她拖在地上。随后，管理员说：“我们似乎做出了一个槽糕的误判。”

　　——1976年，《英国新闻公报》

　　对澳大利亚的考拉做出类似的误判后，我才知道课本上把动物作为大自然代理与文化象征混为一谈的定义是错误的。人们认为考拉亲切，温暖又可爱，关于这点我很确定，因为在澳大利亚政府把考拉送到弗雷谢科动物园保护之前，1959年的春天我就用了两周时间向《旧金山观察家》的读者们呈现这种我自己‘发明’的生物。

　　《观察家》是赫斯特报业中的一家，特稿编辑是一个不会忽视良机的人，因此作为那里的记者我被派去准备预开账单。对动物少之又少的了解，并不像童话书或迪士尼动画片里的那样。我剽窃《不列颠百科全书》（树袋熊，灰毛，夜行动物，喜食桉树叶），但大部分内容我都依靠Ａ．Ａ．米尔恩的《小熊维尼》、冒险王兄兔弟的故事和泰迪·罗斯福总统的档案图片，他与１９０３年布鲁克林一家创造泰迪熊的玩具制造商同名。

　　坚强，亲切，聪明。来自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考拉是全世界的小伙伴。它到机场的那天，我捧着了一束裹扎在锥形纸里的玫瑰。特稿编辑了解到１９４０年代他在好莱坞的生意，于是用心拍下了我热情欢迎‘泰迪熊’并温暖拥抱的画面。“在荒野中发现的迷失的孩子，”他说。“莱西回家了。”　但那只考拉并没有跟着电影剧本来。它被闪光灯惹怒，拼命地抓我的头和肩，它的血流在我的衬衣和领带上，撕碎了玫瑰花，还在我的西装和鞋子上撒尿。

　　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并没有登报。照片在麻烦开始前就已拍好，因此次日的早报上有我们：考拉和我，人和兽愉快的相见。《旧金山观察家》自己的克里斯托弗·罗宾（小熊维尼里的小男孩）和王兄兔弟，泰迪罗斯福和小熊维尼被笼罩在一个完美童话的光辉中，就像曾经神话中的伊甸园。

　　（图片：斑马，莫卧儿时期的小型复制品，曼休尔作于1621年。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关于人和动物之间的传闻是世上最古老的新闻故事：十二星座的名称、史前洞穴的墙壁、用古埃及语雕刻的神话、希腊哲学、印度宗教、基督教艺术，还有我们的基因。直到十九世纪末之前，它们都是人类圈里的亲密伙伴，《Lapham’sQuarterly》期刊里出现的动物既作为大自然的代理，也是文化的象征。尽管是无言的同伴，它们提供的能源也会被拿来利用或烧烤，但它们也被认为拥有人类固有的品质，遭受着人和兽之间异同之处的密切观察。因为不能进行演说来传达，所以狮子和大象都是亲自被用来教导，包括海龟，狼，和蚂蚁。《伊索寓言》创作于公元前六世纪，它与亚里士多德的进一步研究不谋而合。２００年后亚里士多德在他《动物的历史》（History of Animals）中建立起的知识框架在随后的两千年里，与西方文明核心中动物的存在相结合：

　　就在我们指出身体器官的相似之处时，也观察出了它们的温柔或凶猛，和善或乖戾，勇敢或胆怯，恐惧或自信，高兴或狡猾．．．显现出人类身上其他一些相似却不尽相同的特点。例如，就像在人类身上，我们发现了知识、智慧和卓识一般，在某些动物身上也存在着类似于此的自然潜能。

　　（图片：安东尼塔·冈萨鲁斯的画像，拉维尼亚·方塔纳作，公元1595年，布卢瓦城堡博物馆藏）

　　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们各自发展出一套将动物尊崇为神的关系，但在欧洲的剧院里，它们是自然和科学的老师。越是了解到它们“相似但不尽相同的特点”，它们就越发显得惊人。公元前３０年，维基在他的乡间别墅里饲养蜜蜂，这不禁让他在四本《农事诗》中钦佩它们的工作原理——“黎明时分，它们从大门涌出——并非是去游荡”；称赞它们的公共意识和共同利益——“它们共享城中的房子，/通过崇高的法律去生活”；赞同它们的贞洁——“它们的祖先放纵/去繁衍或老去/它们的身体宛若维纳斯。”   公元1世纪，老普林尼的研究证实了他的快乐：动物界的奇观是如此的独特，以至于拿来比较出人类“是唯一一种一无所知并且不能自学成才的动物。他不会说话，不会走路，不会吃饭，如果没有自然的驱使他什么也不会做，只会哭泣。”

　　以科学的方式看待罗马诗人兼哲学家格瑞克所写的动物，中世纪的基督教增添了科学小说的另一面——不能信任任何或所有大自然的代理,直到或除非它们在一个标志（十字架）前受过洗礼，或是把它们赶进个寓言的笼子里。在十世纪圣经的说明页和哥特式大教堂的玫瑰窗上，蜜蜂被认为是希望的标志，乌鸦和山羊被指作撒旦，苍蝇表示欲望，绵羊和鸽子则是基督的化身。并非建立在某些动物非凡的天赋上，取而代之地，是圣父创造了那些神秘的物种，其中有龙（巨大，形似蝙蝠，口中喷火，带刺的尾巴）和独角兽（白色身子，蓝眼睛，额上有根独角，尖端呈红色）。

　　（图片：贵妇人与独角兽，（局部）羊毛和真丝挂毯，弗兰德，公元1495年，国家中世纪博物馆，巴黎。）

　　十五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还原了人与兽之间可见关系的重点。达芬奇笔记本里的解剖图（有马，天鹅和人类尸体）同《最后的晚餐》和《蒙娜丽莎的微笑》一样都是艺术作品。他把人类视作巨大生物链里的一种有机体，在空气、土壤、火和水的化合物中，各种生命形式融入彼此。朱塞佩·阿尔钦博托①（Giuseppe Arcimboldo）1566年人头的肖像画预见了1605年英国大主教约瑟夫.霍尔得出的结论：“所以，人类体内存在着山羊，变色龙，火蜥蜴，骆驼，狼，狗，猪，鼹鼠和各种兽：在人类里很少有真正的人。”

　　十八世纪的自然学家分享了维基把动物王国视作优秀政府的观点。布冯伯爵是国王路易斯十五皇家植物园的负责人，他在1767年意识到海狸有能力成为修建重要水坝的建筑大师，但更让他惊叹的是海狸文明社会的工程，是“用某个特殊的方式理解彼此，一致行动...海狸共和国数量庞大，和平、井井有条、保持一致。”

（图片：家马，莱奥纳多·达·芬奇作，公元1505年，皇家收藏，伦敦，温莎城堡）

　　布冯已习惯了——像维基和达芬奇一样，不仅天天伴着马和蜜蜂，同样被鸭子，奶牛，小鸡，猪，海龟，兔子，老鹰的画面和声音所包围，这也招来了拉夫.瓦尔多.爱默生在1836年提出的一个问题：“谁能猜到...我们在这些畜生的‘哑剧’里捕获到了多少的行业、天道和情感呢？”

　　如果这些畜生没有被发现，那就并没多少。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动物在美国的计划方案中成为了无形的一切，人类赶走他们创造神话的同伴的社会，从乡村变为城市景观。 约翰·詹姆斯·奥杜邦1813年在俄亥俄河的岸边看见聚集着几百个男人，他们屠杀了几千只野鸽，拿着枪、手电筒和铁棒，对此他大为惊叹。1880年，在达科塔苏族②的一片领土上，卢瑟·斯坦丁·比尔（印第安人领袖）没能吃上代替“自家野生水牛”的”“有邪恶气味的牛”，这种牛被白人尽可能快速的宰杀着。1900年纽约市的大街上有十五到二十万匹马，每日要收集大约五百万磅粪便。到1912年，汽车接替了它们作为运输工具的功能。

（图片：最后的野牛，阿尔贝特.比尔史伯特作于1888年）

　　客运马车和运货马车的马匹是人类大部分的农场员工和非人的友人。眼不见心不烦，小鸡，猪和奶牛失去了它们教化人的执照。二十世纪的现代工业社会把它们变成了商品，它们被卷入经济和科学的潮流，也称为征服自然的潮流。动物得到人类赋予它们的身份，成为冷冻食品或肉类包装公司推销的标签，只保留了它们有价值的那些部分，变成研究公式的工具或是文化符号——马戏团或动物园展，公司徽标或好莱坞动画，新鲜鲑鱼或转基因牛肉。

　　遇见澳大利亚考拉的十年后我才第一次结识到自然状态下的动物——一只灰色叶猴（长尾叶猴，金毛，黑脸，喜食水果和花朵）。它约两尺高，走路极快。有六十到七十只不同品种的猴子在恒河岸边马赫西的修道场上闲逛，这里距新德里北部128英里。马赫西那时（1968年2月）作为宗教教师，他盛名达到了巅峰，他超在禅定派③的科学捕获了洛杉矶、纽约和伦敦的名人市场。那个冬天，他给挑选出的门徒们上关于黄色万寿菊的课，这其中有四个披头士，他们走过颓废的道路，从物质享受的西方来到崇高的东方寻找文明的福祉。修道场建在喜马拉雅断崖的底部，地处柚木林和杉木树中，由于再次接到美国媒体分配的工作，《星期六晚邮报》的编辑建议我去听听世界屋顶下那宇宙的声音。

（图片：无题，来自《新动物》，埃里森·亨特，2007年）

　　待在道场的三个星期里，对于那四个披头士，他们粉丝不知道的事我也是一无所知，关于马赫西要比以上的‘第五级意识’的事实了解的稍多了一些，“一切都变得有趣起来。”   但关于猴子，我发现它很特别——并非一只宠物或全世界的小伙伴，也不是一个寓言故事，一个电影演员或实验室的试验品。我到达两天后发现一只站在屋子门对面的树上（这个屋子仅一个房间，粉刷石，没有窗户），我被安排进那间小房子里，它在修道院下门的附近。又过了两天，我进进出出时它总是在哪儿，我突然意识到是我正在被猴子盯着，并非是我在观察那只猴子。

　　第五天的早晨，我给它了一片面包。随后，下午又给它半个橘子，它理所应当地接受了，没有感谢的意思，更别说心存感激或欣喜若狂。它的态度给我的感觉是我已慢慢适应这个国家的风俗习惯了，后来在一个同样的夜晚，马赫西的一名得力助手——披着袈裟名叫Raghvendra的和尚——证明了我的感觉是对的。他说在印度，灰色叶猴很吓人，它被认为是神猴哈努曼——哈努曼是印度教中治愈和崇高的猴神的名字——它因陪伴着朝圣者而受到尊崇，所以拥有许多跟牛一样的特权：可以自由自在地抢劫大排档，随意掠夺粮食店。

　　不管出于怎样的原因，它的动机可能是混杂的。接下来的十天，这只猴子总是在我右膝高度处凝神，在净化思绪的道路上陪伴着我，我会给它一些过期的巧克力块儿或是干奶酪的碎渣。如果我正在会客厅听马赫西谈论毗瑟擘（印度教主神之一，守护之神），猴子就会舒服地坐在波纹铁皮的屋顶上；食物会摆在阳台上，在这儿门徒们可以领到他们日常定量的米、茶和无味的菜，这时猴子就会在餐桌后的葡萄架上逗留，观察我朝它扔烂萝卜的机会。

　　当我最后一次清晨时分从石头屋的竹门里出来，走在穿恒河渡口的路上时，猴子并没有站在附近的树上。可能它已经知道我的时间到了，它所做的一切，那慢慢掌握漂浮不定的未知语言的朝圣者也可以做到。再说，也有可能它并不知道我要走的事情。但可以确定的是，它压根儿不在乎。它继续前往别处，对于那些显然并非宇宙声音的其他声音感到厌倦。

（图片：热带，亨利.卢梭作，布面油画）

　　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和评论家蒙田（ Michel de Montaigne）通过自问的方式玩弄着类似的思维，“当我和猫一起玩时,谁知道是它在拿我取乐,还是我在拿它开心呢？”这个问题让蒙田在“人是由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这一圣经的教导下陷入了疑问，因此人类得以“统治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地球上生存的一切生命。”  在蒙田所谓的“一切最弱小的生物”里的一部分中，他认为人类称霸宇宙是自负的厚颜无耻之举。人类用神圣的长袍装扮自己，从“其他生物的部落”中分离，给他们分配“他认为合适的能力和权力”。蒙田的设想把自己都逗乐了，他自寻麻烦似地问了下面的问题：

　　他[人类]如何通过他的智慧得知动物内在感情的萌动？通过它们与我们的比较，他推测出归因于它们的愚蠢了吗？...这是一个关于猜想的问题，他的错误在于我们无法理解彼此；因为我们不能让我们对它们的理解多于它们对我们的。一样的道理，它们可能认为我们才是野兽，就像我们对它们所想的一样。

　　美国作家亨利·贝思顿于1920年代，走在科德角的海滩边，再一次思考起这个问题，看着成群结队的水鸟，贝思顿明白了非人的生物要躲开人类给它们的定义，这样他们就不能像软件设计者制造的机械编程那样被分类，让它们跳跃，咆哮，游泳，滑翔，怒吼，筑巢，窥视，交配。贝思顿说：“我们需要另外一种更明智、甚至更神奇的对动物的观念...基于目前为止它们都低人类一等的悲惨命运，我们更要保护它们的不完整性；我们犯了错误，极大的错误...它们并非兄弟，也不是走卒，它们是别的种族。我们用生命和时间编织的大网捕捉它们，它们是光荣的囚犯，也是地球的苦难。”

（图片：大羚羊群，戴维·杰森拍摄于2012年）

　　等到二十一世纪，以往人与兽之间相融合的关系大部分都降低到抚养宠物的层面上。可能是为了补偿野生物种迅速持久的消逝，在波托马克河南部和密西西比河的西部，美国的宠物的数量已赶超整个人口的数量——七千万只狗，七千五百万只猫，五百万匹马，天知道还有多少只盒装的爬行动物和笼中的小鸟。动物们仍被看做是某种教学方法，被认为拥有亚里士多德所发现“类似于智慧”的某些“类似的品质”，它们作为一个主题，被南非丛林的探险纪录片的大量需求所维持着；比起摆在超级碗仪式化舞台上昂贵的机器玩具，不用剧本的猫咪更能吸引大量的观众。

　　人类是唯一一种连自身的存在都是个麻烦的动物，而他又不能逃避，不得不去解决这个麻烦。

　　——埃里希·弗洛姆，1947

　　2500年来，所有大自然的学生都知道，对动物了解的越多，他们就会变得越优秀。观测站由科学与艺术的工具来进行确认，但大多数动物在它们被发现时都会有灵敏的感知，就像贝思顿在科德角的沙滩上所想的那样，它们自身就是其它种族，“它们与生俱来的‘感官的延伸’是我们已丢失或从未拥有过的东西，它们在我们永远不会听到的声音中生存着。”

　　在过去的两百年里，地球上提交环境破坏报告的四方并没有给蒙田“孰人孰兽”的问题留下太多的争论。不管人类想用试管或推土机武装自己，征服自然都是傻瓜的差事。然而，动物不单单只靠巨大的生物链生存，也与潮汐、四季、死亡的到来有关，这是它给人类上的最好的一堂课。要么我们好好地去学习，否则就会走上大海雀④的道路。

（图片：人头狮身龙尾的怪兽，《四足兽历史》的插图，爱德华·托普塞尔作，1607年）

　　注释：

　　①朱塞佩·阿尔钦博托(Giuseppe Arcimboldo，1527年-1593年7月11日)。阿尔钦博托出生于16世纪意大利米兰的艺术家。他以精细的手法描绘蔬菜、水果、花，很神奇地把它们组合成人像。达利受他的启发甚多。

　　②苏族（Sioux）:是北美印第安人中的一个民族。广义的苏族可以指任何语言属于印第安语群苏语族的人。

　　③超在禅定派(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是指思想内敛，静坐凝心，以练静为主的施 派，又称静坐派。

　　④海雀（auk）：一种不会飞的水鸟，双翼退化，在陆地上行动缓慢。由于人类的大量捕杀，已于1844年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