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后在W城和老友小聚。其中一位近几年致力实业，颇有斩获。他邀我夏天与他同去缅甸耍一圈。他刚从那边回来，“第一次吃到了穿山甲。”我楞了一下，问他味道如何，兄弟是个实在人：“怎么讲哩？不记得了，也不觉得有什么好……就是吃过了这种东西呗。”

回上海的高铁上，我就看到了那位“穿山甲公子”的事迹。

一

“香港年轻男子微博晒官员接见照，广西某地官员疑似在办公室烹制穿山甲招待富商子弟”，虽然有网友人肉，但事发数日，很多信息仍未得到确证，特别是一些关键信息，比如所晒的是不是穿山甲，是不是在“办公室”，都还存疑。如此，基于臆测，逢迎一下民间对“权贵无法无天”的不满想象，意思就不大了。

但即便这则新闻中“食用穿山甲”的事实不成立，从我了解到的情况来看，中国南方一些地区民间食用穿山甲的习俗一直延续，穿山甲鳞片乃至肉入（中）药也一直合法地大规模存在。主要来自华人的这两大市场需求，成为左右穿山甲（而且是全球多种穿山甲）命运的主要力量。炫耀权力与财富，或犯禁自雄而食用穿山甲的，也许有，只是少数。

每年都有物种灭绝，灭绝的理由各有不同。有些是适应能力太弱，比如大熊猫。有些是“太有用”，需求太大，活活被打光，如当年的北美野牛。有些却又是“太没用”，正常情况下也没有商业市场，受到生境变化以及各种杂七杂八因素影响，种群数量降低，岛屿化，人类若不在乎，没及时采取保护措施，即卒。比如濒危的黑脸琵鹭。

黑脸琵鹭

若一个物种没能成功地实现（商业化）驯养繁殖，那么对它生存状况影响最大的，大体有三种因素：自身适应能力、猎捕强度、保护力度。

结合穿山甲的具体情况摆一摆。

这几天穿山甲的新闻特别多，科普的也不少，估计很多读者已经注意到，在中国，本土的穿山甲，在最近的资源调查中，已经罕有野外观察到实体的报告，洞穴也都是多年前的老洞穴。可以判断，穿山甲野外种群即使有，也应该是在一个非常窘迫的境地。

但是，真不能因此说穿山甲是一个脆弱的物种。穿山甲分布遍及亚非两大洲，在普遍实行“一胎”（每年）的情况下，曾经保持了相当庞大的种群，在华南与东南亚，“房前屋后、农林果园”，几乎无处不在。应该说，穿山甲的适应能力，都是非常强的。

根据CITES（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数据，中国穿山甲的数量在过去21年里，下降了90%；中科院动物所曾岩博士提供的信息是，“20世纪60年代至2004年，中国境内的中国穿山甲数量减少了89%~94%”。而根据2008年一项调查显示，我国穿山甲数量“大致在25100到49450只之间。”

从这几个数据，再结合目前“我国每年对穿山甲的需求量高达200000只”的估计数字，可以大致肯定，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中国本土穿山甲种群数量，至少在百万数量级以上，很有可能更高。

种群数量在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物种，说它自己不争气、太脆弱，让那些长期数量在三四位数徘徊的物种情何以堪呢？

二

穿山甲自己很努力，甚至有得天独厚的适应能力，但它胆小的习性和单一的防护措施，虽然不惧虎豹，对人类来说，却几乎找不到多少比它更容易捉的动物了。能与之相近的，大概只有曾经存在于毛里求斯，“又肥又懒又笨又馋”迅速被人类捉光食尽的渡渡鸟。

人类为什么要去捉穿山甲，而不是鼠兔？除了容易下手，分布普遍，就是因为穿山甲对人类“有用”了。“有用”，又可以说“有价值”。什么是动物的价值？二十多年前，我上大学时，用的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学教材，很多内容脱胎自更早的驯养繁殖及特产加工等教材，里面涉及动物价值，几乎清一色地：肉可食用、毛皮可利用、头角（或其他部位）可入药。你去看《动物志》，很多动物最醒目的也无非这几项。较新的教材，才开始注意加入“科研价值”“美学价值”等等，至于这些价值的权重几多，是否不过是教材编著者的妄念，只有天知道了。这种情况，在今天当然有了很大改观。

穿山甲主要的用处，一为食用，二为药用。其实，又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范畴。

穿山甲肉不好吃——至少我认识的不少食用过穿山甲的“食客”都这么说。即便好吃我也不一定会吃。穿山甲是病毒和寄生虫比较严重的野生动物之一。虽然因为工作的便利，曾经尝过不少野味，但大学实习时，有一次解剖了野外捕捉的姬鼠，看到其体内大量寄生虫，即使重口味如我，也忍不住现场呕了一口。

肉不好吃却有人趋之若鹜，排除极少口味独特者，要么食用者太饿，要么这肉有另外的作用，值得硬咽下去。

我曾写过一篇关于人为什么“喜欢”吃野菜的文章，讲到对野菜“风味与美味”的强调，很多是下意识地将采食野菜这一被迫行为事后合理化。动物野味与此类似。最开始可以肯定是饥馑导致的“饥不择食”，到后面又自我暗示、美化成“口味独特”。我甚至怀疑，尽管缺乏数据，但从“20世纪60年代至2004年，中国境内的中国穿山甲数量减少了89%~94%”这个事实判断，在1960年代之前，穿山甲在现今流行食用的诸省，未必是能上大雅之堂的食材。而1960年代本身，也确实是诸多“不择类而食”的起点，包括树皮、土、秸秆，都有记载。有人曾记述她妈妈的回忆：1960年代到1970年代，物资匮乏，分到的一点猪肉根本不够，一次家人从山里抓到一只穿山甲回来，全家人满足地大吃了一顿。她在回忆的时候，反复说：“穿山甲的肉真是甜啊，怎么会那么甜呢？”

考虑到当时人们补充蛋白质的强烈本能，穿山甲肉既多，又好捕捉，当然可能成为优先目标。

大约穿山甲的真实味道实在不敢恭维，所以如今对穿山甲的评价最多也就是风味“独特”。这不足以成功将食用穿山甲的行为合理化。那么，穿山甲另一个“用处”，就显示出价值了：“穿山甲为我国特种药用动物之一，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其鳞甲、肉均可入药。其药用部位主要为其鳞甲，药材名穿山甲，是名贵的中药材；穿山甲肉也供药用，药材名鲮鲤。穿山甲性微寒、味咸，具有消除溃痈、搜风活络、通经下乳、消肿止痛等功效。”

穿山甲鳞甲

穿山甲鳞甲入药，关键词是一个“通”，通经通乳，据说与穿山甲擅打洞有关。至于“大补”之说，来由不详，只怕也与穿山甲同一特长相关。

又一个食药两用的典型，既有“大补之功”，在无需野味补充蛋白质的当下，这一想象中的功用足以支撑、延续对穿山甲的食用需求。偏偏这一功用，即使在中医典籍中，也是没有依据的。

至于穿山甲鳞甲的药用功能，固然有《中国药典》的支持，但起点也不过是“以形补形”或类似的脑洞大开。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其疗效与大多数中成药一样，缺乏双盲实验等检验流程，同时也不存在有效成分，这一点还不如阿胶，至少有个“胶原蛋白”说事。化学分析下来，穿山甲鳞甲的成分与人的脚趾甲区别不大，烧灰炮制后还容易重金属超标。

这样的一种药材，因为大体对人体无害（不像雄黄汞之类），而且价格够贵（每克十几元），利润够高，有些医生会在不必要的方子里加一克，以提高销售额，由此成为中药的基本药材之一。官方公布的数据，“2008年到2015年，年平均消耗总量达2.66万公斤”，相当于数万只穿山甲因此丧命。这还是“合法”的数据，另外的走私、假货，就无法统计了。

因此，我特别同情穿山甲。君子无罪，怀璧其罪，正如庄子寓言所表，有些动物因为对人类“有用”，不得不付出生命代价，越是有用，越难自保。但穿山甲确属无妄之灾，导致它灭族的“有用”，全是构陷与想象。而对这些很容易辩解的“谎言”，穿山甲自然无嘴难言，人类文明如今日，竟也没有办法正本清源。一个数量很可能曾达到千万级别的物种，竟在短短数十年间，即将毁灭于人类匪夷所思的妄念下。

三

当然，人类也在保护穿山甲。中国本土穿山甲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而在这次“穿山甲公子”事件中，很多国人通过公开报道注意到了一个国际组织：CITES（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关于这个组织的很多具体信息，现在已经不算生僻，读者可以自行搜索了解。我在这里讲几个信息点。

CITES列了三个濒危动植物物种名单：附录I、附录II和附录III，濒危程度不同，附录I濒危程度最高。这三个名单，隔一段时间就修订一下，供各国政府参考。

这里说一下附录I和附录II。一个物种在附录II时，是可以在管制下进行国际贸易的，但到附录I，就不能国际贸易了。自1994年起，所有种类的穿山甲都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ETS公约）附录Ⅱ，被认为是全球受到非法贸易威胁最严重的哺乳类动物。2016年10月初，CIETS缔约国大会已通过“所有八种穿山甲物种提升至附录Ⅰ”的提案。这意味着，全球穿山甲得到最高级别保护，禁止一切国际贸易。

CITES管的是国际贸易，这和国内吃穿山甲有什么关系？因为没有国际贸易以及走私，中国人就不大可能吃到真的穿山甲，也不大可能用到含穿山甲鳞甲的中药。中国本土的穿山甲种类，已经几乎看不到了。现有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大量穿山甲胴体、鳞甲，都通过国际贸易或走私才进入中国——主要是东南亚和非洲的穿山甲。当然，亚洲的渠道早在2000年就实行了“零配额”，非洲穿山甲的引进也十分罕见，因此很多省都说，现在消费的是库存。

在国际贸易被禁止的情况下，如果在存量之外还有新的穿山甲资源增加，只有一种可能：走私。

执法机构每年都查获大量的走私穿山甲，有用于食用的胴体，也有用于药用的鳞甲，但没被查获而流入市场的也不会在少数。

2014年广西查获的走私活体穿山甲

问题在于，各省存量，监管部门很长时间都没办法掌握。由于之前穿山甲制品贸易并不违法，所以合法与非法来源的制品是混杂在一起的，除非极为较真，否则包括执法部门在内，既不会知道某份穿山甲鳞片是国内原产库存，还是合法来自东南亚或非洲，又或非法来自国外。按照CITES的相关要求，有关产品是要被标识的，但实际执行情况很差。

那么你说这种中药材如何监管呢？你不知道它的种类、来源、库存，监管部门没有办法确认这些，就只能指望举报或其他案件扯出连带。但是，大部分市场主体包括消费者，连穿山甲鳞甲的真假都未必能搞清楚，更别说来源、种类了，举报什么呢？多么无奈的悖论。

有这么多鳞甲被剥下来，自然也有足够多胴体，扔了也可惜，如果可能，当然也会想办法物尽其用，创造价值。但对于食用穿山甲的管理，局面似乎要好一点。尽管在SARS之前，穿山甲也是保护动物，但那时的“合法食用”要普遍得多。按照最新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不要废话，吃国家重点保护动物或者为食用而收购，就是违法。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专用标识也做了专门规定。注意，这里没说药用，因为药用而收购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特许的——在中药行当，这种情况相当普遍。

不过，一个现实问题是，有很多国家重点保护动物，比如虎纹蛙，也就是田鸡，属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又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Ⅱ物种，国家明令禁止猎捕和销售，就算是贩卖人工养殖的虎纹蛙，也要办理相关手续。经营人工养殖的虎纹蛙一律要到渔政部门报批，获得《水生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证》后，方能从事相关经营项目。但在实际执法中，如果严格执行相关法条，执法成本太高，效果也不一定能达预期。

虎纹蛙

按照中国的规定，CITES附录I的物种在中国，是参照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来对待的，就是说你不小心吃了一只附录I的国外动物，比如来自南非的穿山甲，理论上，和吃了一只大熊猫的肉差不多。同样，附录II的物种，参照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执行。但是，如果是中国土产的物种，不管在附录I还是附录II，都按照在中国的保护级别执行。所以，假如你在国内冒险非法吃了一只穿山甲，如果是中国穿山甲，你就吃掉了一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如果是南非穿山甲，因为不是中国土生的而且列入附录I，你的麻烦就大了很多，要参照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处理。

当然，只是理论上。中国本土的穿山甲，已经不大会在餐桌上见到了。但在中国穿山甲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前，这一现状还是令人尴尬：接近灭绝的本土物种保护级别却低于数量更多的异国物种。中国重点保护动物的名录太不与时俱进，由此已经产生出很多问题了。

穿山甲从数量巨多的物种到近乎绝灭，是足够荒诞的事情，但荒诞得很现实。穿山甲不像江豚，江豚属于“无用之物”，没有什么渔人特意要捕捞它。穿山甲有极为巨大的消费市场，有相当成熟的渠道，还有合法药用的护身符。要求林业部门或其他某一个部门，迅速实现有效管制，很不现实。况且，还有不同部门之间有意或无意的不作为，地方保护，各种难料因素。

这类物种获得解脱的惟一途径，是实现商业驯养繁殖。老百姓并不傻，能用钱解决的，为什么要犯法？可惜，这一努力还没有足够成果。

另一种办法是釜底抽薪。假如能明辨穿山甲所谓“大补”与“通经”的药用价值究竟有无，像宣扬现代价值观一样大张旗鼓地普及科学认知，穿山甲的无妄之灾或可减轻——只不过，同样很难。

鉴于穿山甲不弱的适应能力，假如尽快加强保护，而国内还有少量穿山甲野外种群的话，我对穿山甲的未来仍旧看好，预期远远超过江豚等水生生物。尽管我知道，与其说这是预期，不如说是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