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必明，和孔祥熙阎锡山交手的“粮王”

　　东渠之东，有财神庙，西边一处四合院，是“粮王”高必明的宅第。和村里的四合院门不同的是，此处街门没走东南角，它堂皇地开成了正门。同中取异，这是高必明的气派。

　　高必明属于“大器晚成”。38岁时，大概在民国七、八年间(1818-1819)， 才第一次筹到一笔钱开了个粮店，自己做老板。20年后，在太谷、东观、太原有了自己的两家粮店若干分店，7座院落300间房子的仓库，5万石粮食库存和一顶“太谷粮王”的桂冠。

　　高必明做得这么大，其间辛苦勤奋诚信长袖善舞自不消说得，还因为他做“粮盘子”交易。所谓“粮盘子”，和现在期货有点类似，可能赌的成份更大些。做一次盘子，别人最多不过一、二百车，高却总在六、七百车以上。为了方便，高自己买了火车车皮。你想吧，每车皮250石，每石(小麦)时价8元，700车是17万5000石，140万元，20多列火车来运。这气派！

祁县谷恋

　　可叹成败都萧何。高必明最终栽在了“盘子”上。

　　做盘子，拚的是财和势。当时，财势都大于他的后起者，一是中国四大家庭之一的太谷人孔祥熙的“祥记”粮店，一是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官僚资本。这两家，是高必明命里的“煞星”。

　　高必明和“祥记”交了一次手。“祥记”一下子购进400车皮小麦，议定三天内钱、粮交割。高觉得“祥记”一下子肯定拿不出这么多的款项，坐守柜台，稳操胜算。岂料“祥记”老板立即去电南京，请求孔祥熙三天内拨回巨款支持。同时又向阎锡山求援。正好阎从上海购进一批军用汽车，这里，孔家在上海已成立裕华银行，于是商定汽车款由该银行支付，“祥记”则从阎处取回四百万元晋钞，恰好三日期满。高必明傻了，他一下子付不出如许多的粮食，只好请太谷商联会出面说情调解，以每石小麦高于原价1.6 元购进。这次失算，大伤元气，赔了现款不说，还把祁县东观一带店房作了抵押。

　　和阎老西儿交手就不单是赔钱这么简单了。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1932-1937)，阎居山西军政要职，在晋阳各地，大搞官僚买卖。仅粮食一项，就于集散较大的太原、榆次、原平、太谷设四大粮店，太谷另设“实物准备分库”，经理李成斋。一次，李成斋作为买方，买进高必明和文水另一家粮东家的小麦。卖多少接多少，行情一路上涨。到了期口，一石麦子竟涨到11.06 元。李成斋立即了结生意，高必明两个人拿不出小麦，粮行从中调解，李答应减成10.06 元一石索赔。这次，高必明除陪现款，还把太谷东门外自己的粮店房舍给

　　太谷商会作了抵押，才由粮行垫款交付。这还不行，阎借此竟将高必明下狱，其“聚利川”改为“太谷粮店”。高必明从此一蹶不振。

　　开始读高必明的故事，实在纳闷不解。一挫于孔家，再败于阎氏，终至万劫不复。两次争斗，过程何其相似，这不是在一个地方摔倒了两次吗？以高之见识阅历，何至于此？反复思考，终于开悟：此事还需从“商”字求解。人说无商不奸，其实“奸”是一种秩序内斗智斗勇。商场是一个因果和逻辑相对简单的地方。纯正商人的品德和作风必然是公正的、互利的、平等的、民主的。高必明看似“呆气发作”，他其实是一种“不服”，他要用自己的努力去争取那个合理的“秩序”！因此，表面看，高必明是败给了宿命，实质上，他是用自己的生命向“固若金汤”的“潜规则”做了一次悲壮的抗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