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23日，狂欢者们戴着防护面具参加威尼斯狂欢节。由于意大利威尼斯爆发了新型冠状病毒，狂欢节最后两天以及周日晚上的庆祝活动都被取消了。

　　撰文：NSIKAN AKPAN

　　摄影：MANUEL SILVESTRI, REUTERS

　　当一场疫情爆发时，有一个词是人们不愿意听到的：局部传播。

　　上周末，意大利成为欧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感染病例从11例急剧增加到124例，有几组病例并没有武汉接触史。意大利全国足球联赛已暂停比赛，官员封锁了一些城镇以防止病毒在更多的地方传播，这与湖北的封锁情况非常相似。目前，包括韩国和伊朗在内的其他13个国家也出现了局部传播。

　　“意大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及韩国病例的突然增加令人深感担忧，”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总干事特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周一在新型冠状肺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道。

　　过去5天里，韩国的病例数量不断增加，从104例增加到近1000例。近一半的新感染者与大邱的一座教堂，以及一位61岁的教友有关，这位教友是第31位确诊病例。但她感染的最初源头仍不清楚。

　　与此同时，伊朗周一的死亡人数升至12人，考虑到该国上周四才报告了首批病例，疫情发展之迅速相当令人意外。新型冠状肺炎的致死率为2%，这意味着伊朗可能有更多未报告的病例。科威特、巴林、伊拉克和阿曼的新疫情也证明了这一点，它们都与伊朗有关。世界卫生组织在周一表示，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有可能成为大流行，各国应该重视起来，做足准备。

　　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的流行病学家Marc Lipsitch表示:“在其他国家确实存在传播的风险，如果不及时发现，将导致越来越多的病例。”

　　然而，历史一再表明，如果防控措施不当，遏制传染病的传播就会变得更加困难。在1918年和1919年西班牙流感期间，一些农业村庄因为边界封锁得到了保护，但这也造成葡萄牙等国无法获得卫生资源。然而，这种疾病的主要转播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作战部队——却很容易跨越边界。

　　当时，人们对于疾病是如何在人群中传播的了解得很少，但今天的流行病学家发现，有些重要规则同样适用于现代疾病的爆发:无论如何，边界都存在漏洞。现在，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科学家们正在研究可以预测这些漏洞的软件，并判断像区域封锁或旅行禁令是否真的有效。

　　武汉的封城起作用了吗?

　　病毒通常会在暗中悄悄传播，新型冠状病毒也不例外。迄今为止，已有79400人感染，2600人死亡。早期证据表明，在轻症和重症病例中，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大约需要潜伏5天的时间才能引发症状，但在这些症状出现之前，患者也是具有传染性的。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不仅会影响肺部，还会影响上呼吸道，也就是鼻子和喉咙。周三发表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的一项研究称，新型冠状病毒对人体细胞的亲和力是其他冠状病毒的10至20倍。这意味着新型冠状病毒可以更容易地通过咳嗽和喷嚏在人群中传播，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在表现出症状之前就具有传染性。

　　这些细节很重要，因为人们何时具有传染性可以帮助判断旅游政策的变化是否真正阻止了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跨境传播，比如中国的交通禁令和国际机场安检。

　　美国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网络科学家Matteo Chinazzi与人合作开发了一种预测模型，来判断新冠肺炎旅行禁令在中国及境外的有效性。该项目以1月23日武汉封城为基础。该模型结合了高分辨率的人口数据和针对此次疫情的疾病跟踪算法，描绘了全球和国内通勤者在疫情转折点前后的流动情况。

　　Chinazzi表示:“我们的模型会不断更新，并根据不同国家正在实施的最新干预措施进行重新校准。”结果显示，目前为止，这些旅行限制的有效性有强有弱。

　　首先，武汉封城可能来得太晚了；该模型预测，到1月23日，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在中国其他主要城市站稳了脚跟。这意味着中国大陆可能已经通过其他旅游中心输出了冠状病毒病例，以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和昆明最多。

　　NICOLE ERRETT，华盛顿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这种模型预测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某些地方，如日本和韩国，疫情会持续蔓延。武汉的封锁非但没有降低传播几率，反而增加了日韩两国输入冠状病毒的风险，而这两个国家只发布了部分运输禁令。来自湖北和武汉的游客被限制，而中国大陆其他地区的游客仍然可以进入。

　　总体而言，该模型表明，武汉的封城只是将疫情的全球进展推迟了3至5天。这种延迟并不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它们提供了宝贵的时间来协调响应。但是，考虑到过去二十年来对疾病爆发的研究，这种效果是有限的。

　　“没有足够证据表明，旅行禁令能长远地完全消除病毒蔓延的风险。”华盛顿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讲师Nicole Errett说道，她曾是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特别助理。

　　在最新一期的《应急管理杂志》(Journal of Emergency Management)上， Errett和两名同事回顾了过去针对埃博拉病毒和非典型肺炎实施的旅行禁令，他们报告说，大多数禁令只在短期内有效。对流感的类似调查发现，旅行禁令可以将流行病的传播推迟一到两个月，但总体发病率仅下降了3%。

　　过于严厉的旅行禁令也会迫使疾病在有限的人群中传播，正如钻石公主号所证明的那样。

　　这艘英国邮轮已在日本海岸附近隔离两周，船上的3700名乘客及船员被困在了在一个巨大的新型冠状病毒培养箱里。2月4号，感染人数只有10人，还在可控范围内，但到了19号，感染人数激增至600多人，船上所有人终于获准下船。

　　“邮轮靠岸后，乘客和船员应该及时从船上下来，到隔离点隔离或在医院进行医疗隔离，”Gostin教授说道，他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国家和全球卫生法合作中心（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ollaborating Center on National and Global Health Law）主任。

　　机场安检有帮助吗?

　　与此同时，在流动人群中检测这种疾病的方法并非万无一失。例如，你在机场、海关和边境检查站看到的测量体温的额温枪。一般而言，额温枪检测发烧的有效率只有70%，这意味着每四个体温升高的人中就有一个没有被发现。

　　“旅客筛查并非防火墙，它不可能完全防止病例输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传染病生态学家Jamie Lloyd-Smith表示。“这并不是因为(筛查)做得不好，也不是因为主管人员懒惰。”

　　2月14日，一名男子从香港国际机场的候机厅走过。

　　摄影：LAM Y IK FEI, THE NEW YORK TIMES

　　Lloyd-Smith和其他数学家正在评估旅行筛查的优缺点，因为这与新冠肺炎的爆发有关。在一项最新工作中，他们受到了2015年发表的一项研究的启发，该研究建立了一个模型，系统地评估了旅行者筛查项目在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流感和埃博拉疫情期间的表现。

　　在早期工作中，新冠肺炎的新模型包括了一些基本因素，比如额温枪的故障率，或者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难易程度。但它也考虑了更微妙的变量，比如在症状出现之前有多少人可能会传播病毒，或者人们在机场海关发放的筛查问卷上准确报告症状的频率。

　　Lloyd-Smith表示:“从过去爆发过的疫情中可以很明显看出，人们并不总是能坦诚交代自己的暴露史。根据我们过去掌握的数据，每四名乘客中似乎只有一人能准确而诚实地报告自己的暴露史。”

　　估算出所有这些变量后，模型判断，加强筛查最多只能发现50%的受感染航空旅客，最少也只能发现20%，这主要是因为新冠肺炎需要一定的潜伏期才会表现出症状。

　　“根据我们对这种病毒的了解，大约一半的人在筛查时根本检测不到这种病毒，”Lloyd-Smith说道。虽然这项研究结果目前正在接受eLife杂志的同行评审，但其与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的另一个独立研究小组对新冠肺炎航空旅客筛查的初步结果相符。

　　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传染病数学模型中心的流行病学家Samuel Clifford表示:“通过出境筛查，我们可能只能发现大约45%的受感染旅客。剩下55%没有被发现的人中，通过入境筛查又可以甄别出一部分。还有42%的人(感染新冠肺炎)进入了这个国家。”

　　新加坡，风向标

　　虽然这些模型可以提供预测，如果你放眼新加坡，就会看到实时动态。

　　新加坡拥有全球最受推崇的医疗体系之一，这得益于公共基金、低廉的治疗成本，以及医生、护士和其他卫生专业人员的充足配备。这样的医疗体系在疫情爆发期间表现出了一定优势，因为这意味着新加坡能够在患者抵达本国时就发现病例。

　　“新加坡在非典期间的记录非常出色，这一次的检出率似乎也很高，”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家Marc Lipsitch表示。他认为，追踪新加坡的新冠肺炎疫情可以帮助判断疫情在其他国家可能如何演变，特别是在卫生保健系统发达的地区或接收大量中国游客的地区。

　　考虑到美国接待的中国游客和新加坡游客一样多，大约每年300万人次，因此美国在这两个方面都很合适。

　　根据Lipsitch实验室的初步模型，在新冠肺炎爆发的最初几周内，新加坡在191个国家的疾病监测中排名第一。他的团队推测新加坡的方法对新病例特别敏感，因此可以作为与其他卫生系统比较的标准。

　　2月16日，日本横滨大黑邮轮码头（Daikoku Pier Cruise Terminal），一辆巴士驶向“钻石公主号”邮轮，邮轮上有数十名乘客被检测出新型冠状病毒阳性。

　　摄影：ATHIT PERAWONGMETHA, REUTERS

　　通过将新加坡作为新冠肺炎检测的标杆，他的团队可以估算出其他国家未被发现的病例数量。根据Lipsitch的模型，相对于新加坡，其他其他疾病监测能力高的国家，比如美国、日本、泰国以及欧洲的受影响国家，可能只能监测出38%的旅游相关病例。

　　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新加坡官员在边境筛查方面的不懈努力，但也与这一岛国的稠密人口有关。新加坡有560万人口，挤在一个与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大小相当的地方，这使得对病例的追踪更加容易。

　　前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局长、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常驻研究员Scott Gottlieb认为，Lipsitch的研究方向是正确的，他说:“如果流入美国的新冠肺炎病毒携带者没有被检测到，这种情况非常可能出现，那么新加坡可能也会有同等数量的病毒携带者。”但在新加坡，这些问题很快就会暴露出来，因为新加坡是个人口更稠密的小国。基于这个原因，Gottlieb说道，新加坡为美国的主要城市提供了一个预测标杆，而非整个国家。

　　他说:“当疫情在一个人口稠密且拥有先进医疗保健系统的发达经济体中出现时，它会成为一个很好的风向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