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第七十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开幕。对很多人而言，柏林电影节并不是个陌生的名字。这个素有“成就了一代中国电影大师”之称的电影节，因其对社会议题的关注和平易近人的姿态，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电影人、媒体人和影迷前往。

　　2015年，我还在英国求学。由于每年柏林电影节都在2月，我又极爱电影，便萌生去柏林电影节过生日的念头。

　　听闻我要去柏林，朋友G提出一道同行。当时，他刚结束一段“疯狂愚蠢的”恋情，渴望出门散散心。凭着之前去电影节的经验，我早早制定了详细的行程，也提前在网上抢购到了电影票。然而，G总是一边听着，一边打着哈欠，对我的种种计划，报以“whatever”的态度。正因为有这样的同伴，这趟旅程多了几分随心所欲的色彩，而这正是柏林的底色。

　　我在柏林电影节买到的部分电影票 本文图均为作者本人提供

　　2月的柏林，游移不定的日光下，城市萧瑟苍茫。追随《疾走罗拉》里女主角的脚步走在菩提树大街，记录了德意志跌宕命运的各种历史建筑，伴着粗粝的北风扑面而来。卡尔·马克思大道的两边，保留了颇多苏式风格的建筑，地上却没有诗歌里描述的铺满掉落的黄叶——那是柏林的秋天。

　　即便不是最好的季节，柏林冬日迸发的生命力依旧不会令人失望。暮色早早降临，啤酒、电子乐、当代艺术、桥洞下的酒吧……这座城市最有名的口号，就是“穷且性感”。

　　在电影节最主要的售票中心Potsdamer Platz Arkaden，大家等着买票取票，其中不少为柏林普通市民。

　　“The whole city is a cinema（柏林是一座电影院）”是某年柏林电影节的宣传语，适用于柏林的每一天。《柏林苍穹下》《再见列宁》《窃听风暴》《啊，男孩》《柏林我爱你》……一部部以柏林为主题或在此取景的电影，呈现了一张张迥然不同的城市切片。

　　电影融入柏林日常生活的同时，柏林也在反哺予世界一个孕育尖锐对话、激发灵魂碰撞、探讨反思创作的舆论场。因此，在“三大电影节”中，柏林电影节素来是最大众、最亲民的，也是最关注社会议题，最具有人文关怀的。

　　柏林电影节主会场——波茨坦广场

　　柏林电影节的主会场，位于商业中心波茨坦广场。这个冷战时期遭遇柏林墙隔绝的“无人之境”，如今重回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荣光。除了最具人气的索尼中心和乐高堆积的长颈鹿，这里还有德国电影资料馆——电影电视博物馆（Deutsche Kinemathek - Museum für Film und Fernsehen）。 在这里，可以回顾德国百年电影史及50年电视史，观看《大都会》、《蓝色天使》等影史经典。

　　波茨坦广场内外早已洋溢着电影节气氛，各种巨幅海报和柏林熊随处可见。作为城市的象征，柏林熊是否真正被当地人视为吉祥物，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对于前往柏林电影节的影人而言，答案是肯定的——捧回金熊或银熊，是莫大的荣幸。

　　我在票务中心取之前网上抢到的票——云集奥斯卡影帝影后的《圣杯骑士》世界首映；唯一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华语电影《一步之遥》；维姆·文德斯（那届柏林电影节终身成就奖得主）的新作《一切都会好的》；入围全景单元的华语影片《军中乐园》；小阿列克谢·日耳曼的《电子云层下》……

　　柏林电影节的周边非常多样，让人感慨柏林的创意产业名不虚传。

　　其中，最令我们期待的，莫过于《汾阳小子贾樟柯》。这是巴西名导沃尔特· 塞勒斯（Walter Salles）在2013年底拍摄的纪录片，主角是国人非常熟悉的贾樟柯。如此创作方式，让人不免联想起奥利维耶·阿萨亚斯（Olivier Assayas）拍摄的《侯孝贤画像》。

　　《汾阳小子贾樟柯》的首映是在Kino International，即“国际影院”。这是一家未来主义风格电影院，曾经承办了民主德国时期所有重要的电影首映式，如今也是柏林电影节的主要放映影院之一。

　　那天同样也是我的生日，因此我叫上G和另外两位住在柏林的朋友一起观看。影片中，贾樟柯带着沃尔特回到家乡汾阳——由此展开自己的家乡情结、童年回忆、父子关系、创作理念……到了结尾，贾樟柯和汾阳的老同学、发小们一起围坐敬酒，大家说着“明年过年见”，伴随着《爱江山更爱美人》的旋律，影片结束，宛如一个武侠故事的最后，英雄隐退于市，远走他乡。

　　电影散场，片尾余音绕梁。我们都是异乡人，熟悉的语言和旋律缱绻起绵长的乡愁，然而又因为年轻，对于未来有种无知者无畏式的豪情壮志。我们一路聊着未来和理想——G酷爱音乐，但是正儿八经地说到人生规划，还是想要回国当个正直的律师；我虽然总会冒出稀奇古怪的想法，但心中的新闻理想还是让我渴望去广州的媒体工作；L从慕尼黑毕业刚搬来柏林，初尝社会人的滋味，有快乐也有迷惘；S比我们都大得多，如今满世界找灵感，期待能做出直指内心的好作品……不知聊了多久，G轻轻哼唱起“人生短短几个秋，不醉不罢休”，我们应和着，漆黑的东柏林夜空，像是瞬间升起了太阳。

　　奥伯鲍姆桥，已经成为柏林统一的重要标志。

　　东柏林看似荒芜的街区，到了深夜就成了年轻人的乐园。

　　借着“生日登高”的由头，我们来到了亚历山大广场。这个因阿尔弗雷德· 德布林（Alfred Döblin）的小说《柏林，亚历山大广场》而声名鹊起的广场上，柏林塔、世界钟、人民友谊喷泉等建筑仿佛民主德国还魂，积极热情地向全世界展示社会主义的丰硕果实。拉开房间的窗帘，硕大的塔球杵在眼前，巍然不动。之后的几天，我们发现，不论身在城市何处，都可以看到这根塔球，不怕迷失。

　　登上这根无处不在的“远程芦笋（Telespargel）”，俯瞰全城。高度与重量逐渐抽离，剩下的，只有静默与抽象。东德的火柴盒宿舍楼与西德的玻璃墙大厦，形成强烈的反差，被保留下来的一部分柏林墙和“死亡地带（death strip）”，在寂寥中更显宏大。

　　柏林塔

　　即便柏林墙已经被推到了30年，种种褶皱依旧无法熨平。夜幕降临后，东西柏林分别呈现黄白两色（东部多用发黄光的钠灯；西部基本是发白光的水银灯），在长时间的分离中，柏林东西早已形成了不同的生活风尚。

　　有趣的是，干净整洁的西柏林如今反而显得沉闷，不少福利廉租房社区也颇有衰颓之势。而东柏林，由于房租低廉且保留了前社会主义的神秘气息，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和艺术家来此居住——满墙的涂鸦，怀旧的气息，波西米亚风格的生活方式，反倒符合游客对西柏林的想象。

　　L住在东柏林的腓特烈斯海因（Friedrichshain），这里是夜生活的天堂。曾经的地下室变成酒吧，废弃的工厂变成俱乐部，伴着各大厂牌的电子乐或者巡演至此的乐队表演，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尽情挥霍着荷尔蒙，从午夜一直狂欢到黎明。即使是寒冬深夜，各种酒吧和俱乐部前，依旧不乏大把大把排队的年轻人。

　　L钟意这里的年轻气息，“不太像‘欧洲’”。“这儿让我想到武汉”，G若有所思，“很硬核、很朋克、很地下。”G是黄冈人，却在武汉度过了最好的时光。

　　我们也各自结交了新朋友。柏林最不缺的，就是年轻的艺术家，或者说，渴望过一种艺术家生活的年轻人。他们来自四面八方，热情而纯粹，我们被邀请去快闪画廊 （pop-up galleries），参观工作室，加入年轻艺术家的聚会，一起探寻许多知名音乐人的踪迹——冷战年代，西柏林可谓嬉皮士的乐园，大卫·鲍伊（David Bowie）与伊基·波普（Iggy Pop）就曾被吸引而来。1987年，鲍伊还在紧靠柏林墙的地方举行演唱会，唱到《Heroes》一曲时全场达到了高潮，东德粉丝聚在墙边大饱耳福。

　　就这样，我们在电影、音乐、酒精以及新老朋友的陪伴中，度过了美好的一周。待到离别时，他们纷纷热情地建议：“你应该搬来柏林，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毕竟，柏林是一个对最边缘的艺术形式都有所探索的乌托邦。

　　著名作家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年轻时在柏林生活了四年，而后在加州定居，写了不少和柏林相关的小说。柏林的时光，在他心中永远挥之不去。他曾写道：“柏林影响了我——就像一场聚会，曲终人散，但我却不想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