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恰好玩过足够多的日系游戏，那你一定会发现很多作品中都包含着捕鱼和捉虫的要素。

　　这样的共性显然有其原因。日本的小学大都会在暑假给学生们留一项观察自然的调查性作业，而昆虫因为容易获得、特点鲜明而非常易于观察，自然就成为了孩子们首选的调查对象。

　　物哀之虫

　　事实上，放眼全世界，论与昆虫的关系之深，再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出日本之右。

　　日本最古老的和歌集《万叶集》中就已经出现了蜘蛛、蚕、蟋蟀、蝉、萤火虫、蜻蛉、虻等数种昆虫，但真正大规模吟咏各类昆虫的作品，出现于日本的平安时代。

　　诞生于平安时代的《源氏物语》，被后人认为是“物哀”的典范。图片：Wikimedia

　　而到了江户时代，日本国学者本居宣长提出了名为“物哀”（物の哀れ）的日本传统美学概念，以此建立起了日本古典文学审美。有别于中国古典文学中追求的对“物”的哲理化思考（“物感”），“物哀”指的是以物触发心中的感情，或者简单讲就是真情流露。

　　世上万事万物，形形色色，不论是目之所及，抑或耳之所闻，抑或身之所触，都收纳于心，加以体味，加以理解，这就是感知“事之心”、 感知“物之心”。

　　——《日本物哀》（王向远译）

　　限于古代的科学发展程度，人们对昆虫的观察和了解多流于表面，或以人类情感推而广之适用到昆虫之上。这一审美终究还是有别于科学研究式的“格物”。

　　直到1868年日本开始推行明治维新，整个国家全盘西化。随之而来的不仅有西方的先进政治制度，还吸收了大量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近代科学知识——其中就包括昆虫研究。

　　一般来讲，科学知识的传入总是会稍早于制度的革新。在闭关锁国的江户时代，就有一些西方研究者（主要来自英法两国）将昆虫采集传到了日本。在新知识的熏陶下，一位名叫田中芳男的日本人进行了日本近代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昆虫采集。

　　活跃于幕末与明治时期的日本博物学家、农学家、园艺学家田中芳男。图片：帝室博物館《帝室博物館略史》（1938年）

　　科学之虫

　　田中芳男早年修习西洋新学和本草学，后转而研究博物学。他因为有着丰富的近代科学知识，而被江户幕府任命为“虫捕御用”，即直接受雇于幕府的捕虫者。

　　1867年，田中芳男曾带着自己的昆虫标本赴巴黎参加第二届世界博览会。回国后，他开始收集日本各地的物产，其收藏也成为了日本博物馆的萌芽——甚至连日语中“博物馆”这个词，都是由田中芳男所提出的。

　　田中芳男曾主导建设了大阪的“舍密局”，后来改名为“博物馆”。位于东京上野公园内的国立科学馆和上野动物园都是他协助建设的。图片：Kakidai / Wikimedia

　　昆虫采集刚传入日本的时候，是属于精英阶层的活动。但到了明治时代初期，也就是19世纪70年代，日本开始由政府牵头，将昆虫采集活动作为博物教育的一部分在全国推行。1886年，“理科”正式成为日本小学的一门正式科目，其中就包括了对鸟类、小型家畜、鱼类、昆虫类等动物的观察和对贝类、乌贼等个别物种的解剖，还有昆虫类的标本制作教学。

　　明治时代日本学者采集并制作的蝴蝶标本。图片：umdb.um.u-tokyo.ac.jp

　　政府的推行在日本国内掀起了一阵昆虫热潮。到20世纪初，这股热潮已经到了几乎可以称之为“异常”的程度。日本出版机构东京虫乃社在其刊物《虫》之中写道：

　　“说到昆虫的人气之高涨，无论学者文人还是政客民众，交口皆是昆虫云云，正可谓昆虫黄金时代是也。”

　　当时的昆虫热由此可见一斑。

　　从小学开始的昆虫教育以及民间的昆虫热，为昆虫研究带来了红利。1922年，法布尔的《昆虫记》在日本翻译出版。而1926年出版的日本农学博士横山桐郎的《虫》，则是日本的昆虫学书籍的代表作，昆虫生态图片也开始作为配图出现在书中。

　　横山桐郎所著的另一本昆虫学书籍《蟲の繪物語》中，插入了大量的手绘插图。图片：国立国会图书馆

　　随着战后日本经济进入安定成长期，人们开始关注都市化和工业公害对昆虫生态带来的影响。受此思想渗透，日本政府1971年明确规定，在小学教学中应对昆虫予以“观察”而非“采集”。不过近年的一些研究指出，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地区，仍然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儿童在进行着“虫取り遊び”，即捕虫游戏。

　　拿着捕虫网的少年，可以说是日本影视动画作品中一个常见的形象。图片：photozou.jp

　　2017年初夏，日本的报纸上登载了一张历史照片。那是1964年，当时的皇太子（后来的明仁天皇）一家在浅间高原捕虫的照片。这张照片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人们在怀念昆虫黄金时代的同时，也对如今对昆虫采集活动的低评价感到惋惜。

　　但即便如此，全世界也再没有第二个国家像日本一样，将昆虫采集推广到了大众层面。

　　遍及全国之虫

　　时至今日，日本仍然举办着全世界最多的、和昆虫相关的公众活动。根据保坂哲朗等研究者的统计，在日本各地，每年仅仅是“萤火虫祭”就有超过210场次，其他的蝴蝶、蝉、蜻蜓等多种昆虫相关的祭典，也有少至40多至160场次不等的规模。

　　2019年高知市萤火虫祭海报。图片：orienthotel.jp

　　同时，日本各地有着大量的昆虫博物馆和生态馆。仅在东京，就有数十所昆虫馆或包含昆虫在内的生物馆可供国民游览。其中比较有名的包括三鹰市的诹访锹形虫昆虫馆。这座昆虫馆毗邻著名的三鹰之森吉卜力美术馆，由个人住宅改装而成，馆内展示了约200种，共计500只日本国内外的锹形虫标本。

　　诹访锹形虫昆虫馆。图片：mitakanavi.com

　　而国立科学博物馆在2018年夏天，曾举办过一次为期三个月的以昆虫为主题的特别展。展览还请到了著名演员，在电视节目《昆虫真厉害》（香川照之の昆虫すごいぜ！）中出演螳螂先生的香川照之来帮助宣传。

　　国立科学馆2018年举办的昆虫主题特展。图片：jalan.net

　　饰演螳螂先生的香川照之。这位演员应该还是通过热播日剧《半泽直树》中的大和田常务一角，而为国内的朋友们所熟知的。图片：《香川照之の昆虫すごいぜ！》

　　而在日野市多摩动物公园的昆虫园，则分为专门展出昆虫标本的本馆，和以大型温室为主体的昆虫生态园两个部分，还设有让观众与昆虫近距离接触的场所。东京文京区还有一座虫与诗人之馆，里面不仅有各种昆虫的生态可供观察，还展出了《昆虫记》作者法布尔的笔记，并为全年龄段的居民不定时开办标本教室。

　　多摩动物园内的昆虫生态园。图片：tokyo-zoo.net

　　在昆虫文化的熏陶之下，日本的创作者们创作出了诸多以昆虫为主题的作品，横跨文学、电影、游戏、动漫等诸多领域。

　　像在宫崎骏导演的名作《风之谷》中，腐海之中王虫成群出现的场景可谓是震撼非凡。而主角娜乌西卡的献身与复活的背后隐喻的，是生态的破坏和大自然的反扑——或许只有在与昆虫灵魂共生的日本，才能够将这样的思考以如此动人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

　　《风之谷》中的王虫。图片：《风之谷》

　　被评为“世界最有价值IP”的《宝可梦》系列，原点是1996年发售的《宝可梦 红绿》。而其制作人田尻智就曾坦言，制作之初的灵感来自于儿时捕虫的记忆。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村的环境逐渐被蚕食，于是在电子游戏中找回这个回忆就成了田尻智的目标。

　　《宝可梦 红绿》实现了全球3138万份的惊人销量，游戏中对宝可梦的收集、培养、交换和对战，很像日本儿童的捕虫活动。图片：nintendo.com

　　其他的诸如《我的暑假》等作品中，也有着作为一名日本少年在乡村中到处游荡，进行制作昆虫标本、钓鱼、斗虫等小游戏的内容。

　　在动漫和轻小说方面，既有着以昆虫相关内容为题材的藤见泰高的《虫虫危机～稻穗昆虫档案》，游戏改编动画《甲虫王者～森林居民的传说》，也有着更多的采取昆虫之隐喻含义的作品，比如阿部雅司的《虫孽》、岩井恭平的《虫之歌》以及漆原友纪的《虫师》。

　　于1999年开始连载的漫画《虫师》。《虫师》中的虫，并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昆虫，而是一种接近生命本源的、类似灵体的生物。在这样的背景下，虫师们云游四方，研究虫的形态，并为人们解决由虫引起的怪异事件。图片：《虫师》

　　将昆虫抽象化，并抬到如此高的地位，也是几乎只有在日本才会出现的创作灵感。甚至连著名漫画家手冢治虫的名字里都有一个“虫”——没错，这个虫字是他出于对昆虫的喜爱，而加到笔名中的。

　　如果从文化这方面展开再讲一些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懂日语的朋友们或许会知道，日语中有着大量与“虫”相关的俗语，比如“虫の知らせ”（不好的预感）、“虫がいい”（一厢情愿、自私）、“虫の居所が悪い”（心情不好）、“虫を殺す”（忍住不发脾气）等等。

　　在这些俗语中，虫子似乎是可以控制人心神的东西。日本的文化研究学者森本哲郎认为，日本人将一种栖息在人体内、支配感情和身体状况的存在称之为“虫”。这种“虫”是超越人类认知的、具有神性的一种存在——与《虫师》之中的虫应具有同一文化本源。这一思想背后则是日本的言灵信仰，以及作为泛灵多神信仰的神道教中“八百万神”的概念，此处就不再赘述了。

　　在言灵的领域之中，万物都有其真正的名字。当你知道其真名时，便可驱使它为己所用。这一概念也出现在漫画《夏目友人帐》中。图片：《夏目友人帐》

　　总而言之，日本的“虫文化”体现在日常生活和文艺创作的方方面面。我们在享受日本所产出的优秀作品的同时，如果能够对其文化背景也有一些了解的话，想必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这些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