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登高远望一直是中国人所推崇的生活哲理和人生态度。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将登山作为强身健体和陶冶情操的爱好，但殊不知巍峨耸立的山峰一直就是吞噬生命的黑洞，就在几天前，北京的五指峰山上的冰雪无情地掩埋了两个年轻生命的希望。

 

　　尽揽山巅美景当然快意，但登山过程却是对人心理和生理极限的考验。对于普通驴友而言，如何在登山运动中实现自我保护是目前急需解决和加强的课题，而我国驴友俱乐部考核和认证方面的不足以及驴友缺乏专业知识也成为登山出现意外的主要原因。

 

　　近年登山遇难人数飙升

 

　　现代意义上的登山运动起源于欧洲阿尔卑斯山区，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登山作为一项体育运动，可以说它的参与人数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在欧美国家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登山参与人口众多，每个阶层、每个年龄段都有登山爱好者。而在非洲以及一些落后的国家除了以向导为职业的人以外，几乎不会有人将登山作为一项运动或是一项产业对待。

 

　　在福布斯所评选的最危险运动排行榜上，登山仅仅排名第七位，相较赛车、潜水运动，登山在花费和门槛方面都有着自己的参与优势。据不完全统计，在全球范围内，近五年来每年因登山死亡的人数为几千人。2009年仅在日本一个国家就发生了1676起登山事故，遇难者达2085人，而且日本还是登山发达国家，日本官方也对于诸如登山信息的网站开发和信息提供不遗余力，富士山所在的静冈县警察署就有专门的“登山情报网”，日本民间组织也会对有志于登山的爱好者做一些定期培训，但就是在这样的机制和监管措施下，山峦的危险还是将驴友们“拖入”了深渊。

 

　　对于登山产业和普及度正在不断壮大的我国而言，每年因登山遇难人数在不断飙升。根据中国登山协会登山户外运动事故调查研究小组编制的《中国大陆登山户外运动事故报告》显示，2001年至2011年期间，中国因登山遇难人数总计104人，而在1957年到2000年这43年中，共计33人遇难。

 

　　持证领队太稀缺

 

　　1998年左右，中国才有了自己的户外俱乐部和户外用品商店。但经过差不多15年的摸索，中国户外驴友俱乐部的生存模式由于缺乏人才培养机制、相关法律保护和经营模式的缺失，似乎至今依然活在“原始社会”。

 

　　有调查显示，在中国驴友群中，60.2%的人拥有大学学历，27.4%的人有大学以上学历。在收入抽样调查中，月薪4000元至5000元的驴友占48.6%，19.4%的人月薪在5000元以上；从年龄来看，20岁至30岁的驴友也占到了57.5%。可以说年轻的白领、高学历人群已经成为了目前中国登山驴友的主力军。面对城市日渐激烈的竞争和污染的加剧，都市白领渴望接触自然、放松自我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对于习惯了快餐消费的都市人而言，登山就是集健身、体验、自助、娱乐性为一体的最佳运动。就目前看，这些驴友与登山爱好者的集结地就是各家驴友户外俱乐部。但就目前各家户外俱乐部的生存状况来看，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在几天前的五指峰山上，当时副领队马云飞私自脱团带旅客上山的问题引发了人们关于户外登山领队的关注。如今各家俱乐部虽然都拥有看似经验丰富的领队，但其中真正拥有从业执照、通过专业考核的并不多，更有一部分是高校与社会人士做的兼职。上海左攸户外俱乐部负责人左兴娟就对记者表示，“我们俱乐部每次出团，都会根据线路安排2到3个领队，一个负责引导，其余负责收队和管理。在户外活动中，领队有对活动的统一指挥权，必须做到对驴友们有掌控力。但是目前我们遇到的情况是，有经验的持证领队流动太过频繁，一些资深领队不是转行就是离开俱乐部，在后继无人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再物色新的领队人选，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高校兼职的大学生。”

 

　　培养一个持证领队需要哪些流程呢？上海登山协会副秘书长徐超表示：“领队证件发放要经过当地登山协会培训和考核。上海目前注册的共有36家户外俱乐部，但真正持证领队却只有20多人，比例严重不平衡。”三夫户外俱乐部的管理人员李辉也表示，“对于领队的考核会分级别，根据级别来选择带线的队伍”。

 

　　小团体“跑活”赚钱

 

　　目前户外俱乐部的经营模式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有户外运动用品专卖店的户外运动俱乐部，这类俱乐部主要组织户外活动制造俱乐部的人气； 第二类是网上组织的户外活动。这类活动的费用会在提前发布的活动计划书中详细讲明，一般包括交通费、食宿费、装备使用费、门票、娱乐费用、保险费和专项活动费用等，而远距离的活动费用根据成本来定。

 

　　资深老驴友哈里就在采访中表示，各家俱乐部出发点不一样，所以得到的商业反馈也不同，“每个俱乐部的管理模式是不一样的，那些没有实体店面做依托，也不靠卖装备的网络俱乐部，仅仅依靠向驴友收费有的甚至都入不敷出了，是为了兴趣和爱好在做这行。”李辉也说：“因为我们是有实体店面做支撑的，但我们每年必须投很多钱去支持我们自己的户外俱乐部，只靠收旅行费用我们会连领队和工作人员的工资都发不出。”

 

　　就目前事故发生率而言，网络自主拼团游事故发生率最高，此类线路费用多是驴友自己AA制，没有统一的后勤设备保障和向导人员，自己凭爱好随意探险，爱走野路和荒路。虽然近些年在登山徒步过程中出事的多是脱离俱乐部的散客驴友，但其中也不乏由专业领队和向导带领的小团体。为此徐超副秘书长表示这都是钱在作祟，“在我们行业和俱乐部中，不排除有极少数个别领队私自收钱带领小团体出去‘跑活’，这虽然是极个别现象，但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说走就走”的中国驴友

 

　　对于登山产业和户外俱乐部尚处幼年期的中国而言，驴友自身如何提高忧患意识，杜绝在活动中一些人为造成的伤害也成为登山参与者的必修课。

 

　　在登山运动相对成熟的法国有3000多名职业登山者，并且还配有专门培养登山爱好者的学校。一般在欧美国家，第一次登山前都要去专业的登山培训机构检测自己的体能状况、身体素质等。此外还要选择一家培训机构或者俱乐部，进行专业的培训，包括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如何规避风险；遇到事故时，如何自救；如何联系搜救队伍等等。但是在中国，目前大部分驴友率性地以为户外登山就是“说走咱就走”，对于自身能力与户外活动能力缺乏明显的认识。

 

　　对于绝大多数户外俱乐部，安全教育仅是写在旅行计划书中的文字，真正践行的时候几乎就变成了开往目的地大巴上的瞌睡教育，最多也就是在户外活动之前开一个“行前会”，商讨具体旅途事宜，但目前似乎只有与高校挂靠的户外俱乐部或隶属于高校的学生团体坚持所谓的“行前会”。

 

　　对于大部分驴友而言，对自身条件估计不足、不适时的逞能往往是诱发危险的因素。为此三夫户外俱乐部就制定了驴友人员提前删选制度，根据不同线路的强度和不同季节时段进行删选。身为三夫的老会员，哈里说：“对于组织者的线路俱乐部都有危险评估，活动难度也会分等级，这些线路都是经过反复摸索和熟悉的、‘找熟不找生’。对于一些新驴友，我们可能会推荐他们一些简单的路线，并对他们辅以更多的装备进行保护。”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几乎所有户外俱乐部均表示他们会给参与者买保险，但就保险种类而言，也仅仅是最便宜的短途人身伤害险。拿日本举例，入山前买“山岳保险”是一种常识，“山岳保险”包括了人身意外险和救援险，保费每年差不多5000日元(约合400元人民币)。一旦在登山和户外活动中出了事故，则将由保险公司来进行理赔。

 

　　在登山界，装备重要还是人自身素质重要的争论一直存在，但在专业从业者看来，对于户外资历都不算足的都市人，装备的功效甚至大过认知和身体素质。左兴娟就表示尤其在冬季登山，装备是最核心的内容。资深驴友小李也说自己每次出行前无论季节都会反复检测自己的体能状况和随身物品，毕竟在户外个体是渺小的，专业的装备能助你一臂之力。不过就国人目前情况而言，登山知识的普及依旧是重中之重，为此像三夫这样的户外俱乐部已经打开国门，邀请一些国外登山名家来华讲座和对专业从业人员进行考核。去年12月份曾经来沪开讲的日本传奇登山家、世界单人无氧登山纪录保持者栗城史多就告诫诸位驴友和登山爱好者，“登山有时需要我们学会放弃。”

 

　　救援费用单一化

 

　　在近些年发生的驴友遇险事件中，民间自发组织的救援队成了主力军，但目前民间救援队的组织管理和费用承担太过单一。

 

　　目前中国民间自发组织的成熟救援队基本都是挂靠在公益机构和各地红十字会，本次参与营救五指峰山事故的绿野救援队就是挂靠在李连杰的壹基金旗下，由社会团体提供资助和费用、装备。绿野救援队队长海猫说：“现在部分救援队都是一种社会挂靠性质，寻找自己的公益赞助伙伴，有些也是政府拨款。为杜绝商业性，各家俱乐部也不会负担救援队的费用。而对于一些新成立的救援队来说，他们也会自己贴一些钱。”

 

　　中国登山协会秘书长张志坚就称登山救援应该学习欧美，建立起政府、社会、个人各自分担的救援费用模式。在欧美，登山救援协会组织会承担本地区的救援工作，光在美国洛杉矶一个城市就有7个救援组织。其中隶属于政府机构的救援队只有2个，其余5个都是志愿者组织，但这些志愿者组织与政府的救援队享有同样的福利待遇。如果意外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公园里面，救援行动则由政府来埋单。但如果求救者是违反相关规定，比如擅闯明令禁止的危险地带，那么相关的救援费用则要由驴友们自行承担。在日本，民间登山救援则非常贵，出动一架直升机飞一个小时需要50万日元(4万元人民币)，此外还要加上至少数万元的劳务费，不过在此之前，警察会首先免费搜救。

 

　　对于该不该由个人承担救援费用的问题，张志坚说：“对于擅闯禁区的驴友，个人应该承担得更多些。政府最应该做的是倡导建立区域性的管理体制，并多提供各种服务。据悉，目前中国登山协会已经在倡导建立规范的救援体制，以政府为主导、社会为基础、志愿者为骨干。让保险公司参与进来提供有效的服务，而不是让政府一家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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