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知道她的工作很危险”

　　从索科的办公室走过去不远，就是埃斯纳特住过的简陋房屋，用略带红色的泥砖筑就，一扇弱不禁风的木门，铁皮屋顶用石头压着。房子周围尽是泥土和灰尘。那位姓名不详、身份不明的偷猎者用弯刀杀害了埃斯纳特，也摧毁了一个家庭。她的五个孩子现在分别住在三个镇上，由不同的亲戚照顾，彼此相隔很远。

　　其中年龄最大的安娜·菲瑞（Anna Phiri）今年17岁，看上去与其他十几岁的青少年并无多大不同：她喜欢出门，最喜欢的电视节目是Hannah Montana（《孟汉娜》，美国电视剧）和Shake It Up（《舞动芝加哥》，美国电视剧）。在学校，她学得最好的是英语，她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记者。“我不会做巡护员，因为不安全。”她说。

　　安娜的父亲、同样身为狩猎区巡护员的加瓦·菲瑞2006年死于脑膜炎。安娜跟着父亲的妹妹玛莎·菲瑞住在首都卢萨卡东部，玛莎是一名小学老师，她的丈夫马克斯威尔是个会计，两人有四个孩子。从埃斯纳特老家前往玛莎家的路尘土飞扬、颠簸不平、没有铺装过，两边尽是垃圾。在那栋灰色的水泥方块楼外，散发出污水的臭气。

　　安娜的卧室里有两张高架床，住着四个孩子，洋娃娃和泰迪熊散落在房间各处。一根绳子悬着绿色窗帘，铁皮屋顶下的墙面千疮百孔，屋里只有一根日光灯管，衣柜顶上摆着一个鞋盒。

　　回忆起妈妈的葬礼，安娜眼含泪水，但竭力保持镇定。“是姨妈把消息告诉我的。我听了非常难过和震惊。我经常想到她。现在生活不好过，因为我没法经常去看弟弟妹妹。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在城镇的另一边，埃斯纳特的儿子、14岁的乔治跟叔叔马修·菲瑞（Mathews Phiri）住在一起。“妈妈不大跟我们谈起她的工作。”乔治害羞地嘟哝着说。“但我知道她的工作很危险。”

　　其他的孩子，跟埃斯纳特妹妹阿比加尔的两个孩子生活在一起。31岁的阿比加尔负责照料埃斯纳特留下的这处房产，她还保留了姐姐的巡护员制服。“看着它我就会想起她，因为她以前经常穿这件衣服。”

　　“我们都看见了现实”

　　埃斯纳特的故事在许多公园巡护员那里得到了共鸣：一方面他们感激自己能有个工作机会，令家里许多人口不至于衣食无着，另一方面他们又觉得报酬低，恐惧于常年存在的死亡威胁。由于政府补助缺位，埃斯纳特的家人只能靠绿色前线基金提供的捐款维持生活。

　　那么，其他巡护员遭遇不测之后，他们留下的配偶和儿女除了悲痛，还能向谁求援呢？住在Rufunsa的卡伦加一家就面对着这样令人沮丧的问题。从Rufunsa出发，沿着一条颠簸的土路，可以抵达赞比西下游国家公园。公园门口装饰着野牛、大象和黑貂的骨头。一群巡护员轮流在此巡逻，每人连续上班15天，49岁的马西亚斯·卡伦加（Mathias Kalounga）就是其中之一。他和妻子生下了九个孩子—最大的22岁，最小的才3岁。

　　“我什么都不怕。”卡伦加说。“我曾经被子弹打中。我们遇到了偷猎者，他们开了枪，双方交了火。偷猎者跑掉了。”但是他的妻子洛伊斯却感到了深深的恐惧。“交火的地方离营地很近，我们甚至听到了枪声。我担心丈夫会被打死，回不了家。对方的人数比他们多—四名偷猎者对三名巡护员。我希望他能做别的工作。”

　　如果最糟糕的事情发生在马西亚斯身上，那么洛伊斯作为一个家庭主妇，要独自承担起抚养孩子的重担。“政府不关心其他人的死活。”她说。“我们都看见了现实。埃斯纳特为政府工作，但是她死之后，政府不管她的孤儿。把我的孩子喂饱、送他们去上学，这是很沉重的责任。如果我丈夫死了，政府不会帮我和孩子一点忙。我们会碰到很大问题。”哪怕是现在，全家人的日子也过得很艰难。马西亚斯和洛伊斯两人睡一张单人床，孩子们都睡在地上。家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马西亚斯每个月工资仅为1700克瓦查（约合201英镑）。“非常少，不够付孩子们的学费。因此有的孩子上了学，有的就不上了。”

　　惨烈的野生动物保护战场

　　当赞比亚的副总统居伊·斯考特（Guy Scott）得知埃斯纳特的家人还没有收到任何政府补助时，他说肯定是中间出了什么岔子。

　　但今天的野生动物保护战场已经极为惨烈。作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旅游胜地南非，在那里，每11个小时就有一头犀牛被偷猎。偷猎者甚至使用了直升机、特制的无声麻醉枪、护身甲、夜视镜，还带上了特别善于追踪犀牛的向导。

　　政府官员发誓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有名的Kruger国家公园部署了军队，因为那里的枪战越来越频繁。南非国家公园管理局高管旺达·姆卡特舒尔瓦说：“我们面对的是一群无法无天、不尊重任何生命的敌人，而巡护员的行动准则一般是尽量逮捕偷猎者，只有对方先开枪的情况下才能还击。偷猎者掌握着时间和地点，你永远也不知道他们将会何时在何地出现，因为国家公园太大了，面积相当于半个瑞士，超过了斯威士兰。”

　　用肖恩·威尔默的话说，巡护员是反偷猎战争中“被遗忘的牺牲者”。威尔默是澳大利亚一位环保主义者、纪录片制作人、“国际巡护员联合会”负责人。是他在背后推动成立了绿色前线基金，基金的支持者包括英国著名灵长类动物学家简·古达尔。“商业偷猎者往往在装备、数量和资金方面都超过巡护员。”威尔默说。“而且，令人悲哀的是，他们平均每周都有人被射杀、砍死，甚至遭到残酷折磨。”

　　基金会表示，它已经向80名巡护员遗孀和550多名孤儿发放了补助，但现在依然有900多名寡妇等待救助。威尔默补充说：“由于只得到很少补助，很多巡护员的遗孀和孩子常常陷入困顿，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因为家庭没有收入，孩子们往往要退学。这种贫困循环就这样持续下去。补助是我们给予这些巡护员及其家人的一点谢意，感谢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保护野生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