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NGO走向国际是大势所趋

　　记者：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长，很多海外基金会认为中国“不差钱”便停止援助，WWF对中国的援助情况如何？

　　王超：这是全球趋势，最开始是国际援助、贷款慢慢减少，第一批国际援助离开了，慢慢退出扶贫领域。许多国际机构以援助型为主，会关注需求更大的国家和地区。WWF在资源上不算外援机构，我们注重环境问题，提供相关的试点经验和解决方案，而中国在这方面有需求。我们期待中国不仅仅接受资源，还能自己拥有资源，甚至去援助其他国家。未来中国资源组合会发生改变，这是未来十几年的趋势，也是国际机构所期待的。中国社会资源巨大，有很大空间可开发，这些都会和体制、政策等整体环境联系在一起。

　　记者：现在中国区有自己的资源吗？

　　王超：有一些，但捐款较少，其实跟政策有关，WWF目前还不能公募。其实资源也不仅仅表现为动员资金，也表现为动员社会的环保意识，比如推动“地球一小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可以有更多资源来回应自己的需要以及国际社会的需要。今后“生态文明”会是非常重要的环境议题，在这个框架下，无论是国际NGO，还是本土的环保机构，都有许多开展工作的空间，共同为实现“美丽中国”贡献力量。

　　记者：近几年总部在中国的投入有什么变化？

　　王超：总部把中国放在投资的第一位，希望在中国建立和增强机构的能力，包括品牌影响以及未来动员资源的能力，都希望有战略性的投入。

　　记者：在中国投放的资金是在增长还是缩减？

　　王超：总体来看是在增长，虽然近几年全球经济不太好，但在中国的投入并没有减少。

　　NGO 人才会是未来最大挑战

　　记者：你比较期待看到怎样的政社关系？

　　王超：我认为政社关系是一个相互支撑的关系。我从事十几年的NGO工作，其实NGO 的资源配置、管理模式、运营理念都跟政府不同。很多人会负面地把这种差异看成对立，我觉得这反而是差异性优势。政府是垂直结构，有很强的动员能力，NGO 强调草根和自下而上，不同的工作模式之间是可以互补的。关键是改变观念，正因为存在差异所以二者具有不可替代性，双方是互补、相互支持的关系。NGO和政府在环境问题、气候变化、物种锐减等重要议题上都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形成伙伴关系并发挥协同作用。社会问题通常是系统性的综合性的问题，只有通过协同才能有效解决，整个社会发展方向也是这样。

　　记者：目前，广东已经率先开放社会组织登记政策，云南高调提出社会建设，你如何看待这些政策信号？

　　王超：云南的登记制实际效果与注册差不多，有试点意味。其实政策都是提供一个体制的环境，让NGO的运作更有效顺畅。另外，这些开放的政策信号有助于提升社会对NGO的认识。现在NGO的人力资源瓶颈较大，不管是本地的还是国际NGO都存在人才问题，这其实跟社会意识有关，没有优秀人才很难吸引资金，机构本身也存在专业性问题。对政府来说，如何营造环境很重要，因为社会本身动力很大，只需要释放它，很多创新自然就会出来，现在很多社会创新还是受制于政策。今后WWF会和政府有很多机会合作，特别是在城镇化方面，中国未来很大一个增长点在城镇化，环境的挑战是最主要的问题，目前我们已经在上海和保定试点低碳城市，未来也希望能在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和各级政府有更多合作。

　　记者：你怎么看待中国NGO今后发展的趋势？

　　王超：有两个趋势。一是中国国际化，中国NGO会走向国际，大型NGO和草根NGO都会有国际视野。二是国际NGO融入中国，“融入”比“本土化”更确切，融入但不影响其国际视野和国际联系，看上去像是中国NGO，同时它又是国际网络中的一员。NGO的治理是大问题，比如如何监督理事会;另一个问题是管理领导，NGO在中国较新，稍具规模的一般有政府背景，而草根NGO生长环境近几年才好起来，形成环境特殊;在发达国家，很多经商从政的人才会到NGO相应领域工作，在中国还没形成这个趋势，所以人才会是未来最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