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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于上世纪60年代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会标是一只大熊猫，正是这只憨态可掬的熊猫，WWF得以在80年代成为第一个受中国政府邀请来华开展保护工作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自1961年成立以来，WWF一直致力于环保事业，在全世界拥有将近520万支持者和一个在100多个国家活跃着的网络。它在中国的落地始于1980年的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保护。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从大熊猫保护扩大到物种保护、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科学发展与国际政策等领域，WWF在中国的业务领域的变化不仅反映了中国在经济发展中面对环境问题的转变，也同步见证着三十年来中国NGO自身的成长和社会建设的趋势。

 

　　WWF在北京的办公室坐落在天安门东劳动人民文化宫内的文华宫。宫外亭台楼榭，红墙灰瓦，宫内则是穹顶圆柱的欧式风格，长廊里摆满了西洋油画和大理石的雕塑。中西合璧的环境隐喻着这三十年来WWF在中国的融入。作为首家受邀入华的国际保护组织，WWF的落地曾面临着怎样的身份转变？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的腾飞，国际非政府组织对中国的援助态度发生了哪些变化？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WWF的首席运营官王超。

 

 

WWF的首席运营官王超

 

　　基本所有的国际机构都把中国放在首要位置 

 

　　记者：WWF作为第一家被中国政府邀请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上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的背景是怎样的？

 

　　王超：WWF进入中国前有一段故事。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第一次大熊猫调查结果宣告，大熊猫已经濒危，当时国内正在出台保护熊猫的相关计划，一位美国记者听说后提醒中国政府WWF的LOGO是只熊猫，可以考虑合作。之后国务院环保办开始和WWF谈判如何进入中国保护熊猫，这个谈判过程很曲折。八十年代初期，中国还没有海外基金会，也没有NGO，就算是商业性质的机构也很少，其间出现很多困难，最终还是谈成了，1980年，WWF成为了第一个被中国邀请进来的国际NGO组织，开始在四川进行大熊猫的研究和保护工作。从此以后，WWF在中国的工作从大熊猫保护拓展到物种和栖息地的保护，又拓展到森林、湿地、气候变化、环境政策等领域。

 

　　记者：在中国，WWF的落地面临着哪些政策环境的适应？

 

　　王超：作为第一家引进中国的国际性非政府机构，WWF的历程对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的社会发展有一定指示性作用。上世纪80年代进入初期是探索合作阶段，包括基金会本身也在探索发展模式。1996年工商注册，得到很多政策优惠;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被视为中国基金会行业重要的转折点。2006年，WWF才真正作为基金会注册成一个代表处。其间当然也有曲折，不过个人认为中国社会组织、公民社会的发展算是越来越开放的。

 

　　中国用更短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路程，环境代价较大，很难由政府单独面对。针对国内环境问题，WWF主要从两个方向提供解决方案：一是自下而上，通过试点项目提供好的实践经验，一是自上而下，倡导和推动出台好的环境政策。环境问题本身也是一个重大社会问题，食品安全、空气污染、气候变化这些环境问题都需要全社会共同面对，不单是政府，还要动员全社会力量，社会问题需要社会参与，所以社会组织显得比较重要，现在政府转变职能也反映了这个趋势。

 

　　记者：外部环境的变化对WWF在中国的策略调整有什么影响？

 

　　王超：影响太大了，现在基本所有的国际机构在策略上都把中国放在首要位置，WWF也是这样。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在国际上影响越来越大，中国自身发展也带来很多机会，从扶贫、发展转向环境保护以及可持续发展，这两个主题都是全社会的问题。对NGO来说，中国有越来越大的舞台、空间和前景，尽管中国社会发展相对经济发展而言有些滞后，但这种滞后带来很多机会，NGO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二是目前中国对全球环境的影响跟美国相当，但中国在国际上能扮演的角色和产生的影响有所差距。在国际社会中，NGO有着很重要的角色，很难看到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里没有NGO的声音。从这两个方面看，国际NGO都会从战略上重视中国的位置。但是挑战也挺大，首先是法律体制和政策环境，但我认为这反而是机会，空间越大，越有机会拓展潜力。

 

　　记者：国际NGO把中国放在首要位置，是指在项目和资金上会优先考虑中国吗？

 

　　资金是一个方面，包括WWF在内的很多国际机构认为，中国的崛起和国际机构在中国的作为能改变国际机构的景观。以前很多国际机构的资金来自欧美发达国家，未来这种资金组合可能会改变，但这是比较长远的愿景。国际机构在中国会是怎样的发展路径，未来中国政府对国际机构的视角和期待等问题都还处于探索之中。

 

　　整个环境没能让企业意识到责任

 

　　记者：WWF这些年来是如何根据环境问题的变化调整在中国的战略方向的？

 

　　王超：WWF刚进入中国时，中国经济尚未发展，我们作为一个动物保护机构和当时的林业部合作保护大熊猫。1998年大洪水之后，我们开始做湿地保护工作，物种保护也从单一的大熊猫保护转向大型景观区保护，比如岷山、秦岭。现在我们由单一物种保护转向由其代表的生态系统保护，提出“旗舰物种保护”的概念，即通过保护该物种保护其代表的生态系统，促进生态系统功能发挥，比如通过保护长江江豚、东北虎和大熊猫来保护不同的森林和湿地生态系统。生态文明根本在于保护仅存生态系统，使其更好发挥功能。1990年代中国经济快速腾飞，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突出。在以GDP发展为重的现实下，我们一方面注重自然理性，一方面提倡绿色发展，比如低碳城市探索，绿色GDP发展指标研究，以及把生态足迹概念引入中国绿色GDP发展框架，希望政府能够考虑经济、社会、环境三方发展平衡。另外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很多自然资源来自国外，我们也意识到中国在国际社会对环境的责任。我们启动了“中国领跑世界革新”项目来推动中国在海外投资的可持续发展，通过跟商务部或相关林业协会合作，推动中国在海外投资的企业能认同并采纳可持续标准。去年我们开始推一个市场转型的项目，在中国引进和推广一系列可持续发展标准，比如FSC(森林管理委员会)、MSC(海洋管理委员会)、ASC(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RSPO(棕榈油可持续发展圆桌会议)认证。因为有些自然资源来自海外，中国企业又是主要的采购商，我们希望他们选择可持续认证的商品，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从项目发展趋势来看，我们从单一物种保护机构变成综合环境保护机构，一方面与传统环境保护伙伴合作，另一方面与新兴政策、商业力量合作，推动环境向可持续方向发展。这是我们业务的变迁，也是中国的崛起和国际责任变大对我们业务调整的影响。

 

　　记者：与商业力量合作，督促企业投资采纳环境标准目前困难吗？

 

　　王超：确实有困难，其实不是他们没有意愿，而是整个环境没能让他们意识到责任。政府作用也很重要，很多企业都跟政府有联系，比如很多涉外企业都跟商务部打交道。从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来讲，中国主要行业的市场转型，如何在贸易理念中增加环境意识，这是未来的趋势，要政府、企业和NGO共同面对问题，我觉得在中国刚开始的阶段，难度有点大。

 

　　记者：你认为目前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王超：中国企业对社会责任理解还处在初期阶段，认为慈善就是捐钱。实际上企业和NGO合作还能改善自身实践技能和环境管理。在初期阶段，舆论监督会促使很多企业完善自身的环境管理。我们推动的合作项目希望改善企业供应链管理，减少碳排放，提高水效水能，保护所在水源地的环境。目前我们的多数合作对象是跨国公司，希望跟中国企业有更多合作，需要他们意识到和NGO合作不仅仅为了宣传品牌，而是真正做出改变。

 

　　记者：在你看来，中国目前的环境问题还面临着哪些挑战？

 

　　王超：从技术层面看，国际环保机构在中国有很大发展空间。如果把中国的环境问题放到历史视角中，会发现像伦敦、旧金山、纽约、洛杉矶等城市也经历了这个过程，伦敦是最典型的，很多人会把当时的伦敦和今天的北京做比较。欧美发达国家对城市环境的治理有挺多经验可以分享。从社会发展角度看，环境问题是全民问题，不能由政府单一面对，也要让社会力量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领域有很大潜力和空间。NGO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现在我们也能看到，从本土、草根、基于社区的NGO到国家的、乃至全球的NGO正慢慢形成序列。很多环保议题需要NGO慢慢做起来，中国社会发展也在呈现这种趋势。同时政府应该营造一个enable(赋能)的环境，让有意愿、有使命的机构、组织、个人能够发挥作用，共同应对这些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