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壁龛在生态学上是指与特定生物的生存繁衍具有最直接关系的环境条件，在非遗的文化生态保护中可以用“文化生态壁龛”这个概念来分析和处理与保护问题相关的文化生态问题。文化生态壁龛养育着相对复杂多样的文化生态，成为我们在当代文化空间进行非遗保护的生态条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中国已经开展了10多年，但非遗保护究竟保护什么以及如何保护仍然存在很大争议。简单地说，“保护”首先是一个限制性概念：有些行为在特定条件下不可以做，或者只能以特定形式或按照特定条件做。在传统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保护中，对于这种限制性概念有个清晰的符号，就是“红线”：对于需要保护的遗产划定相应的不可改造破坏的空间范围。从理论上讲，划在红线范围内的空间就是不可任意改造变动的保护范围。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具有明确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不同，简单地划定“红线”似乎不大可能。但要使非遗保护走向法制化，保护限制的确定性是必须的。也就是说，在观念上需要有某种形态的“红线”作为规范。

　　文化生态保护的两难困境

　　什么是非遗保护的确定性原则，这从保护行动一开始就存在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提出了保护“三性”的要求，即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但这“三性”如何能够成为具有可操作性的保护标准却是个问题。因为非遗的活态性质，使得“三性”概念很难从字面意义上去解释和操作。就拿“整体性”来说，对于变动不居的活动怎样确定空间的整体性？迁徙流动着的人群怎样确定文化群体的整体性？因人而异的技艺和表达方式怎样确定形态的整体性？非遗的活态性质意味着它仍然在生长，也意味着它仍然处在各种文化因子相互影响的生态关系之中。在这种关系中非遗的整体性保护只能是文化生态保护。

　　实际上在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诞生之前，对传统文化进行生态保护的想法和行动就已经展开了。1995年，中国和挪威合作在贵州六枝梭戛兴建了第一座生态博物馆，这是对传统文化进行生态保护的一个范本，也是后来非遗保护中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滥觞。但经学者跟踪考察后发现，圈入博物馆的生活抵御不了外部的影响和诱惑，变成了空壳文化。对梭戛文化生态博物馆的评价以及此后这里的发展状况暂不作讨论，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涉及到了文化生态保护的观念。“文化生态”这个概念来自生态学，生态是特定生物种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即具体的环境条件。当从生态学引申产生“文化生态”观念后，生态的意义有了扩展：不再仅仅指自然环境条件，而且包括各种各样历时性的和共时性的文化环境条件，如历史传承、时代发展、相互交流、外来影响等。各种物质条件的变化和文化因子的相互影响都可能对文化生态造成影响。因此在谈论文化生态保护时，可能涉及的影响范围很难简单确定：大的文化生态环境可能延伸到远离特定非遗形态的时空范围，对这样的环境概念几乎无法圈定保护的“红线”；而小的文化生态环境则可能限制在特定文化形态存在的空间范围内，“红线”虽可确定，但能否实现真正的文化生态保护可能会有问题。

　　“伪民俗”中的真传统

　　如何从观念上摆脱这种两难困境？我们可以参考生态学的另一个概念“生态壁龛”。所谓生态壁龛在生态学上是指与特定生物的生存繁衍具有最直接关系的环境条件。在非遗的文化生态保护中可以用“文化生态壁龛”这个概念来分析和处理与保护问题相关的文化生态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对文化生态环境根据与非遗生存条件的相关程度进行区分，找到具有密切关系的环境范围，即文化生态壁龛。文化生态保护“红线”所圈定的范围就是这种文化生态壁龛。

　　文化生态壁龛的概念可以帮助解释一些复杂的文化生态现象。比如许多地区、民族都有的山歌，本来都是乡土社会环境的产物。随着城市化进程，乡土文化空间逐渐萎缩消失，山歌的生态环境似乎也要随之而消失，山歌的消亡便成为文化生态变化的必然结果。但实际上有些山歌在城市化的文化环境中仍然生存着，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广州越秀公园的客家山歌墟。这个山歌活动空间已存在了几十年，尽管现在带有行政组织的色彩，但基本上还是客家人自发自愿参加的传统活动。这种源自山野的文化活动似乎与大都市格格不入，何以解释它存活的生态根据？调查者注意到在广州这个大都市中心的越秀公园，周围生活、工作的市民中客家人很集中。客家人强烈的族群认同使他们很容易形成社会交往群体，传统上工作单位统一的发工资日期也成为自动形成活动周期的重要条件。这些条件共同构造出客家文化的小环境或生态壁龛，山歌墟就诞生在这个文化生态壁龛中。

　　广州客家山歌墟不是唯一的例外。其实在许多已远离乡土文化传统的大环境中仍然存在着特定范围的文化生态壁龛，这些壁龛养育着相对复杂多样的文化生态，成为我们在当代文化空间进行非遗保护的生态条件。如今许多民俗活动由特定文化群体的传统变成了向游客展演的商业性娱乐，导致民俗的生态根据被破坏，但也有一些民俗在繁荣的旅游文化环境中仍然保持着文化传承的特色。比如北京著名旅游景点什刹海街区有个专门演相声的剧场——嘻哈包袱铺。这里如同一般展演民俗风情的旅游项目一样，是在旅游景点模仿传统风貌新建的娱乐场所。但有一点值得注意，来这里进行娱乐消费的听众中大部分不是外来的游客，而是本地人。这个看似为游客建的“伪民俗”，其实包含着真实的传统民俗文化：它在为本地人和外地人传播“老北京”的民间娱乐生活情趣。这个场所之所以没有成为脱离文化传统的伪民俗，就在于它的周围是一片保护相对完整的传统生活街区——在什刹海的胡同里除了鳞次栉比的旅游商品摊点和摩肩接踵的游客，还有许多比较传统的居民生活空间。这里吸引着观光的游客，也汇聚着保持或向往传统文化的居民。可以说这里是一个依托传统重构出来的北京民俗文化生态壁龛。

　　不同文化空间的并置混生

　　可以看出，这种文化生态壁龛其实是与宏观文化生态环境不同的小环境，它的存在造成了都市中不同形态文化空间的并置和混生现象。这种不同文化空间的并置混生是使得文化多样性得到保护的生态条件，也可以说这就是文化生态保护的“红线”。

　　相反的例子是在城市空间建设中把一些具有文化生态壁龛性质的空间通过改造而破坏掉。比如广州的许多城中村就具有传统民俗生态壁龛的性质，最典型的是位于都市CBD核心区域的猎德村。这里的祠堂、河涌、莲雾、芒果和一年一度规模盛大的“扒龙舟”，以及生活在城中村的原住农民和租房居住的“农民工”，构成了具有相当空间规模和草根文化内涵的乡土文化生态壁龛。经过改造后这里成了昂贵的商业地产，居住者变成高级白领，祠堂也被统一迁移集中成类似祠堂博物馆的东西。改造城中村的理由很充分：这些脏乱差区域是都市的疥疮，既有城市管理方面的隐患，更影响都市形象的美观和谐。改造的思路是清除并重建整个生态环境，只留下若干符号性的文化标志；改造的结果是把城中村与村外的都市空间统一了起来，具有文化空间并置和混生功能的生态壁龛就这样被消灭了。如果都市中原有的各种文化生态壁龛都被一个个地消灭，整个都市空间被建设成统一完美的乌托邦空间，那么，以保护文化多样性为目的的非遗保护就彻底失去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