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生活在人类因素导致灭绝的浪潮之中。地球上估计有500万到900万种动物，其中16%-33%有灭绝风险，每年丢失约11000-58000种，这还不算种群数量降低和局部灭绝的情况。自1500年至今，仅陆生脊椎动物就至少有322种永远消失，剩下的平均丰度也降低了25%。虽然我们在1992年签订了《生物多样性公约》，但20年来灭绝的速度毫无放缓迹象。

　　标准的原地保护——建设和管理生物保护区、改善野生动物不同种群之间的联络、减少人类捕猎的压力——依然是最重要的防御手段，然而它们只适用于还“有救”的栖息地和种群。随着形势愈发危急，我们或许将不得不越来越多地采取更强力的干预手段，主动发起攻击，恢复种群。2014年7月25日的《科学》（Science）上刊载了一篇综述文章，其主题便是：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中，我们要如何逆转灭绝？

　　“复原”种群，就足够了吗？

　　虽然刻意迁移动物的行为已经延续数千年，但为了复原种群而给动物挪地方，是上个世纪才出现的新鲜事情。过去几十年里，复原已经成了搬家的主流做法——截至2005年，仅脊椎动物就有424种接受了这样的“搬家”。

　　一个很有趣的搬家例子是湖北石首一带的麋鹿（Elaphurus davidianus）种群。麋鹿曾经野外灭绝，仅存于欧洲等地的动物园中。1985年中国重新从西方引进麋鹿，在北京、江苏和湖北建立人工保育基地，当时研究者认为麋鹿放归还需要不少工作。不料1998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湖北石首天鹅洲保护区被迫泄洪，多只麋鹿在洪水中逃逸，其中11只东渡到杨坡坦，26只横渡长江抵达南岸三合垸，其中又有5只南逃到洞庭湖，饲养员尝试捉回未果，而这些麋鹿竟然就在这些地区成功建立了种群，如今这三个野生群体数量加起来高达600头，已经超过了石首自然保护区“本部”的麋鹿。

石首保护区涉水的麋鹿。

　　不同于放生，复原式搬家可不是乱来的。它要么是把外来个体放进同一物种的群体里增加多样性，要么是在原有群体局部灭绝之后重新引入，建立新群体。但无论如何，复原的目的地都是它们的原生环境；特别是在重新引入的时候，目标一定是让这个新群体能够自主生存下去、重新扮演丢失的角色。

　　不幸的是，虽然有不少成功案例，但总体看来重新引入的成功率非常低，一项研究指出新群体能在野外环境中立足的概率只有可怜的23%。

　　这种行动的失败有几个显而易见的原因。也许是因为我们引入的那个环境已经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无法维持这个物种的生存——当初没准正是因为这种破坏使得物种绝灭了。也许是因为我们选择的环境位置不太合适，没有选择核心分布区而是错选了本来就不太适合它们生存的边缘区。也许是因为我们引入的动物个体数目太少，遗传多样性不够大。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动物都来自人工繁育，已经失去了野性、难以独立生存。这样的原因，至少原则上是可以解决的。

　　但是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大问题：“复原”这个目的，本身是合理的吗？

　　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不对？

　　以前，复原种群、乃至整个环境保护运动的目标，一言以蔽之，都是回到过去。因为我们希望有一个熟悉而稳定的环境，在此基础上才能正常进行其他人类活动。我们的整个经济社会科学体系都和地球环境密切结合在一起，如果环境像眼下这样发生剧烈动荡，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我们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但是要回去多远，就是个相当武断的决定了。前工业时代？早期农业？游牧？采猎？很难说哪个比较正确。传统上常用的参考是欧洲殖民者到来前的美洲，但这也有严重的问题——那时候的美洲是“原始”“纯净”的荒野，还是已经被原住民大规模改造过的地貌？最重要的是，在全球气候变化这个大背景下，过去的环境搬到今天还能稳定存在吗？

　　我们熟悉的熊猫，或许就面临着这样的威胁。2012年底《自然气候变化》的一篇论文就发现，气候变化可能会导致秦岭竹子分布面积大规模缩减。就算保护区本身的防盗猎防砍伐工作做得再好，如果植被分布自己发生了变化，又有什么用呢。

　　如今我们已经意识到，过去的物种分布情况并不能保证现在它们也能稳定存在，现在的分布也不能确保将来的状态。气候变化、人因物种入侵和地貌改造正在创建全新的生态系统，无论是组成还是功能，都已经和过去不同了。“100%天然”已经不复存在。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放开手去尝试一些更加激进的迁移手段，不再局限于“原本生境”。目前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承认两种可用的搬家方案：“协助迁移”（assisTED colonization），和“生态替代”（ecological replacement）。

　　协助殖民：帮生物开拓疆土

　　早在1985年，就有研究者指出，气候变化会改变野生动物保护区内部的环境，如果我们无所作为，那就等于是把它们关在越来越恶劣的环境里不放它们走——而换了自然条件下它们本来会自己迁徙到更好的地方。考虑到建设保护区不是一夜之间的事儿，研究者建议我们不如抢先一步，预先把它们挪到更合适的环境里，哪怕是它们以前没有去过的地方。当时气候变化还不是什么热门话题，早年的气候和生态模型预测能力又太过粗糙，因此这一太过激进的建议无人理睬。而今，三十年过去了，很多人开始觉得我们也许不得不这样做。

　　诚然，人类主动把一种生物迁居到全新的地方，这怎么听怎么像入侵物种。因此这一方案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但其实按照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定义，这一举措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经采用了。

　　最著名的例子，可能是新西兰的鸮鹦鹉（Strigops habroptila）。这种不会飞的夜行地栖鸟儿原本在新西兰生活得相当不错，甚至原住民毛利人的猎杀都没有产生重大影响，然而它们却无法应付欧洲人带来的猫、老鼠和鼬。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人们甚至已经不知道鸮鹦鹉是不是还活着；接下来几年人们一共找到了14只，然而全部是雄性。1977年，人们终于在斯图尔特岛上找到了一小群鸮鹦鹉，其中有雌性。为防万一，几年后研究者将它们分批全部转移到没有猫、老鼠或者鼬的小岛上。当时总共搬迁了75只，今天已经恢复到126只。仍然危险，但至少遏制住了种群下降的趋势。

一只一岁大的鸮鹦鹉。

过去四十年间鸮鹦鹉种群变化情况。

　　协助迁移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挽救这个物种本身。但有时候更重要的不是物种，而是别的东西。

　　生态替代：以别种生物瞒天过海

　　虽然救活一个物种总是让人欢欣鼓舞的，但是这不是研究者的终极目的。就算我们靠克隆、冷冻胚胎和测序记录下来了每一个物种，如果属于它们的环境不见了，也没有用。之所以我们要拯救物种，归根结底还是为了维持生态环境的稳定。

　　可如果一个物种已经彻底灭绝了，那生态系统怎么办？

　　假如一个人肾脏坏掉了又无法修复，他也许会选择肾移植——前提是能找到合适的器官提供者。假如某个生态系统里物种灭绝了，我们原则上也可以这样做：寻找一个“功能类似”的其他物种来接班，看看能否蒙混过关。

　　这方面最经典的例子是马斯克林群岛。这个名字可能听来很陌生，但是该群岛的主岛之一则是大名鼎鼎——毛里求斯。对，就是渡渡鸟曾经生活过的那个岛。

　　马斯克林群岛原本生存着五种巨大的象龟。这些象龟是岛上最重要的草食动物，有些种类吃地面上的低矮植被，另一些则靠伸长脖子去吃较高处的树叶。它们不但控制着全岛植被的演化，还和本地树种结成了简单的共生关系：吃掉树上结的果实，然后为它传播种子。但是在18世纪至19世纪，殖民者和水手向岛上引入了外来哺乳动物——山羊、兔子、猪等等，对本土爬行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多种象龟宣告灭绝，岛上的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没有生态替代，也许就会是永久的变化。

　　群岛中有一个研究非常充分的岛屿叫做龙德岛（Île Ronde, Round island）。这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面积1.69平方公里。在19世纪初被人类携带的山羊和兔子入侵，到1844年本地巨龟便已不复存在，1870年更是有外来植被入侵，雪上加霜。虽然1957年该岛成立了保护区，但这时它已近乎成为荒岛：放眼望去除了几株高大树木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绿色，仅有的草本植被一露头就被啃干净，完全不成气候。

龙德岛上的生态变迁。

　　1978年，人们清除了岛上的山羊，8年后经过艰苦努力又消灭了岛上的兔子。然而这个岛此时已经被入侵植物占据，完全没有了热带印度洋岛屿的本色。2002年人们开始重新引进本土植物，同时尝试人工控制入侵种增长，但是仅仅4公顷的实验区就消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这时，有人想起了两百年前生活在这里的象龟。

　　所谓入侵物种，其实是双向的关系——本土的从没见过外来的，但外来的也没见过本土的。两个从没碰过面的对手一旦相遇，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是外来种不能立足，那么什么都不会发生，这其实也是绝大部分遭遇的结局；但本土种如果输了，哪怕只输一次，生态系统的面貌就会大翻盘。

　　不过，如果引入其他变量，本土种的优势就有可能会恢复过来，而象龟就是这样一种。在岛上陆龟和植物漫长的演化中，本土植被实际上已经针对陆龟演化出了众多的对抗措施，相比之下外来植物在陆龟眼中则是毫不设防的美餐。如果它没有消失的话，也许当初外来植物就根本不能立足。可是，马斯克林群岛的本土象龟已经灭绝了啊。

　　2007年研究者仔细权衡了利弊之后，终于决定从附近的塞舌尔群岛引入了一小群阿尔达布拉象龟(Aldabrachelys gigantea)。他们运气很好：这些象龟“亲戚”果然成了有效的替代物种，它们不但更喜欢啃食外来植物，甚至也会帮助本土树种传播种子。受此鼓舞，他们接下来几年又向附近其他岛屿引进象龟。象龟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它们个头非常大，移动和繁殖又相对缓慢，一旦发现事情不对，它们造成的破坏大过好处，那么不用花费太多代价就可以把它们再从岛上移除，避免出现澳洲诸岛上兔子和猫带来的惨剧。

阿尔达布拉象龟。

　　不过有些研究者不满足于这种单一物种的生态替代，他们想批量引入物种、全面地改变生态环境，这种更具争议的做法，我们往往称之为“再野化”（Rewilding）。

　　再野化：重塑整个体系

　　2005年，生物学家约什·顿兰（Josh Donlan）等人在《自然》（Nature）上发表了一篇惊人的文章。他们说，北美大陆更新世晚期的大型动物群——猛犸象、野马等等——灭绝至今不过一万余年，这在演化尺度上只不过是一瞬间。所以整个北美的生态系统肯定还没有从那次灭绝中缓过劲儿来。那么，为了发挥生态系统功能，我们岂不是应该把别处的大型动物搬到北美，重建更新世的多彩环境？他们称之为“更新世再野化”。

　　按照他们的设想，第一阶段的行动还比较正常。首先要把重达50公斤的墨西哥地鼠陆龟扩散开来，这种美洲最大的陆龟曾经遍布美国南部和墨西哥中部的沙漠，如今只在一小块地皮苟延残喘。然后不要把北美平原上漫游的野化家马和野化家驴当成害兽和入侵种，而是要看成是当年美洲野马的替代。濒危的亚洲野驴和普氏野马也最好都加入进来。戈壁滩上所剩无几的双峰驼也可以引入北美来代替当年的北美骆驼。

　　第二阶段就有点疯狂了——向美洲大平原上引入猎豹、非洲象、亚洲象和狮子！美洲曾经有两种猎豹，它们和非洲猎豹的关系争议很大，但至少形态上非常类似。美洲也曾经有至少五种大象，它们都灭绝了，但是或许可以用现生大象冒充。至于狮子，顶替的是“美洲拟狮”（Panthera leo atrox），一种和今天狮子亲缘关系很近的大猫（注意美洲拟狮和美洲狮差很多）。

　　至于第三阶段，就是处理所有动物中最难对付的那一种——人类。他们的建议是，反正美国大平原地区很多地方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衰退，干脆就把他们的“生态历史公园”设在这里，用隔离带围出大片土地给这些动物游荡，周边城镇还可以靠旅游业等等获益。

上图为该计划试图重建的北美动物群，下图为10000年前的更新世末期北美动物群。

　　显然这么疯狂的计划，实现的可能……接近于零。哪怕是生态学界内部也有大批的反对意见。别的不说，这些物种已经灭绝一万多年了，和在过去几百年间灭绝的物种不可能一样。但是它的核心原则——批量引入物种来恢复生态系统功能——还是可接受的；而它也确实催生出了一些较为温和的版本，比如向澳大利亚放大象来控制入侵植物。

　　欧洲有一个相对成功的例子：东法尔德斯普拉森保护区。这片保护区地处荷兰，是填海造陆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生态学家弗兰斯·维拉（Frans Vera）决定在这里创造一个生态系统，只有大型食草动物，没有大型捕食者。他引入了欧洲马鹿，还引进了波兰矮马和牛用来代替这里曾经的欧洲野马和原牛。这个系统的目的和美洲的类似，也是想创造一个“未经驯服”的更新世晚期荒野；但是虽然是经人之手创造，设计者的希望还是一旦建成后就远离人类干预。

　　可是连这个奢望恐怕也无法实现。当一个物种濒危时，保护者往往会觉得，只要把它从濒危状态救回来，之后就可以快乐自由地生活下去。然而过去几十年间欧洲多种大型食肉动物的复兴已经让人们发现，这是不现实的，这些动物一旦复苏，担当起它们本来的生态功能，自然就会对生态系统里其他一切产生影响——不但包括食草动物，更包括人类自己。试图把人类长期排除在外的想法，在这个世界里可能已经行不通了。

　　从保护地球到改造地球

　　荒原在历史上向来是一个强有力的意象：它象征着文明的对立面，是不可征服不可染指的冷酷大自然，印证着人类的渺小无力。然而，过去的数百年里，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始终在飞速增长，浪漫主义者所渴求的荒野，在地球上很快就将无处寻觅。文学艺术尽可向宇宙或者人的内心去寻找新的边疆，但生态学家恐怕必须接受这一现实：原始的“自然”也许注定是无法立足的。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整个环保运动的其他领域。应对气候变化的标准措施，千变万化不离“减排”二字，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怀疑我们的减排努力根本不可能达成目标，转而开始考虑用人工手段改变地球大尺度物质和能量循环方式，来阻止气候变化——所谓“地球工程”。往平流层喷射硫化物气溶胶，反射阳光；建造无人舰队，抽取海水向高空喷射造云；朝海洋中添加铁元素，鼓励浮游生物繁殖；在大海中建造数百米的巨大管道，将底层海水及其养分输送到表层；把树木的碳转化成不可降解的形态存起来；化学方法直接固定大气二氧化碳；朝L1点发射超级太空反射镜阵列，直接拦截阳光……每一个都是“可行，但是危险”；不过也许未来某一天，它们会变成“危险，但别无选择”。

　　也许我们必须创造一个新的整合世界。也许我们不能把自然生态系统围起来然后不管不顾，而是必须主动去理解、去恢复、去维持物种和它们的生境，甚至创造出全新的组合，同时也理解并接纳人类自身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