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生物学是一个任务驱动（mission-driven）的学科，因此容易受到大趋势以及风靡一时的自然环境保护思想的影响。虽然过去几十年间，许多保育的基本原理、保育组织以及全球性措施的范围和影响力都几乎没有变化，但是自然环境保护的理念和目的已经发生了改变。这些改变主要涉及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进而影响到了保育行为背后的科学依据。

　　环保理念的变迁：从“保护自然本身”到“人与自然共存”

　　在发达国家，现代自然环境保护理念主要有4个演化阶段。20世纪60年代前的保育理念大体上来说是“保护自然本身”，其重点是维持自然栖息地的完整性，通常是不考虑人类的。此时其背后支持的学科包括野生动植物生态学、自然历史学以及理论生态学。这种以物种保护和保护区管理为重点的理念延续了整个20世纪60年代，到现在还是人们关于自然环境保护的主流认知。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影响的增加，以及人们对栖息地破坏、过度利用自然资源以及物种入侵的认识逐渐增强，出现了“防止人类破坏自然”的环保理念。此时保护生物学的关注重点转移到了人类对物种和栖息地的威胁，以及如何逆转或减少这种影响。最小可存活种群和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理念，以及关于公众基础的环境保护管理（译注：一种自下而上的管理方式，可由上层政府或NGO组织参与引导，但其目标是让当地利益相关者参与到社群的管理和决策制定中）和野生动植物的可持续利用的激烈争论都源于这一时期，并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在“防止人类破坏自然”这一理念的指引下，保育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了人类对物种和栖息地的威胁，以及如何逆转或减少这种影响。

　　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大量证据显示人类对栖息地造成的压力普遍且持续存在，而人们努力进行的自然环境保护措施也未见成效。物种灭绝率逐渐攀升，生物多样性的问题也越来越严峻，人们逐渐意识到大自然为我们提供的是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产品”和“服务”，而这一点之前却一直被忽略了。随着对自然环境管理不善的代价逐渐累积，重视大自然能够带来的潜在益处也渐渐清晰。保育的思想从保护物种向以保护生态系统为重点的综合化管理转移，其目的是在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条件下，从自然界中获取资源，即“人类利用大自然”。

　　丹麦法罗群岛捕杀领航鲸的事件曾引起轩然大波。而实际上，判断捕杀领航鲸是法罗群岛人为了生存，按照传统进行的一项可持续的生产活动，而并非商业性或仪式性的屠杀。客观地说，它并不威胁长肢领航鲸这个物种（如果这是一个物种的话）的生存。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是让人们广泛接受这一环保理念的关键原因。虽然还是有顽强的反对者存在，但许多想法都很快在保育行动和环境政策中付诸实践。此时，一个更广泛的概念出现了，那就是人类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将人和自然看作孤立的两部分的做法大大减少——尽管还没有完全消失。

　　以大自然的效益和生态系统服务（译注：是指在生态系统中，人类直接或间接谋取的所有福利）为重点的保育理念影响深远。然而近些年来，这一理念有了微妙的转变：从“过于功利的管理大自然使人类获得最大总体效益”，变成了“人与自然双向互动的关系”。这种“人与自然共存”的理念着重强调可持续发展背后的文化结构，以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弹性互动。这一理念的适用范围上至全球，下到地区，并以资源经济学、社会科学以及理论生态学作为理论支持。

　　在过去50年间，自然环境保护的流行理念有了几次变化，不过，新理念的产生并没有完全取代过去的理念，结果导致目前保护生物学领域多重理念并存。 图片来源：研究论文。

　　自然环境保护的重心在短时间内发生改变，导致当今保护生物学观点和目的非常多元。目前的保育科学和实践包含全部四种理念。虽然各理念之间有时还能互相支持补充，但是保育观念背后的分歧逐渐增加，可能会引发矛盾和冲突。例如非政府组织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he Nature Conservancy）最近将工作重点从保护自然环境转向了为自身利益寻找能够进行商业投资的机会，这一转变引发了持不同观点的人们之间的激烈争论。

　　保育工作包含什么？

　　自然环境保护的多重理念也给保育科学带来了影响，因为科学手段和技术不一定总是能与概念和宗旨保持同步。保育工作包含很多方面的内容，下面主要讨论三个方面：衡量保育是否成功的指标、设计生态系统管理方案和给自然赋予经济价值。

　　如何衡量保育是否成功？

　　在“保护自然本身”的理念中，保育的成功性有完善的指标来衡量，比如IUCN的濒危物种红皮书中物种数量的变化，或是保护区域的覆盖情况。而在“防止人类破坏自然”的理念中，这些指标可以用人类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威胁的种类，以及对若不加保护则可能受威胁的物种和地区的汇总来衡量。但在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理念中，也就是“人类利用自然”和“人与自然共存”，则需要将自然与人类的福祉相关联，明确指出人类需要和获得的好处。这些与物种和保护区等指标差异很大。

　　运动狩猎是一项饱受争议的行为。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通过运动狩猎来保护生态不是一个梦想。他们的政府、NGO、媒体等各种力量的合力，可以保证让这种符合经济学的保护方式成为现实。而在那些不发达的国家，运动狩猎能否成为保护珍稀物种的好方法，关键还是得看执行。

　　在同时考虑人和自然的情况下，衡量自然环境保护成功与否出乎意料得困难。例如人们普遍认为，保证野生动物数量尽可能多和栖息地的完整性就能使生态系统服务最大化。不过，虽然大多数生态系统的功能会由于更高的生态和物种多样性而加强，但是为了能获得保证人口增长的充足食物和干净水源，则需要将完整的野生环境转变成可以耕种的土地，开凿运河甚至耗尽一些河流和湿地，这会导致多样性的降低。大自然向人类福祉做贡献的方式是很复杂的，而即使是出于最好的意图，自然的商品化还是会给自然环境保护带来潜在的危害。

　　“人与自然共存”的理念摒弃了“人类利用大自然”理念中人和自然之间的线性关系，而构建出了一个层次更丰富、更多维的关系。这种关系很难定义，更别说要去衡量了。因此，试图采用大范围的保育指标只会适得其反。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包括20个目标和约100项指标，包括解决生物多样性减少问题、减少威胁生物多样性的直接压力、提倡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系统、促进物种和遗传多样性以及增加对全人类的益处。考虑到这些过程的复杂性和指标背后的相互作用，出现相互矛盾的信息在所难免，这会对相政策的指定造成了干扰。

　　由于修建大坝影响了大马哈鱼的洄游，人们想出了用“大马哈鱼加农炮”将鱼射到水坝另一边的好办法。

　　生态系统管理

　　不同的自然环境保护理念也为生态系统管理提供了借鉴意义。在“人与自然共存”的观点中，科学的关注点完全从物种和保护区转移到了人类与自然共存的环境上。然而，在人类社会中，一个简单的行为改变或是科技创新都可以增加适应性和恢复力，但是对于物种、生态群落以及生态系统来说，适应性和恢复力来自天时地利的生物物理过程，而这一过程可能不容易受人类控制。例如，恢复原始森林或是海洋营养系统可能要几个世纪的时间，这远远超出了环境政策的时间跨度。这些自然系统一旦消失，恢复的过程十分复杂，人们对其认识也不足，而要恢复它们更需要长期的努力。

　　给自然“贴价签”

　　大多数环境保护决策都是基于对成本和收益的经济考虑做出的，通常的考量是货币价值。由于没有好的指标，或者说是认为“人类利用大自然”理念中的评估模式过于死板，环保人士可能会在做决定时将自然排除在外。但如果自然带来的好处不被赋予任何价值，那么人们也不会珍惜，目前自然系统的衰退趋势也将继续。

　　不同保育理念之间的差异实际上没有那么鲜明。虽然“人与自然共存”的理念以人类为中心，但实际上它与“保护自然本身”的理念非常相似，因为两种理念都包含人类对自己和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渴望和憧憬。“人与自然共存”还能牵动其它来自环境的社会需求，并能更好地与政策相联系，因为它的侧重点更为广泛。不过，在实践任何与“人与自然共存”相关的理念时，由于缺乏之前的理念所具有的分析基础，所以会面临可行性和可衡量性方面的风险。

　　但愿“人与自然共存”理念的众多重要特征，能够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始终作为自然环境保护的重点。通过维持一个相一致且包罗万象的重点，并发展相关的科学，我们希望能够出现更为有效的工具和决策，让人类和自然能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编辑：球藻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