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相信报纸与饮食建议，可能会认为医生和营养师是指导我们正确饮食的专家，但饮食趋势远比表面上看起来更具政治性和经济动机。从古罗马向公民提供麵包的政策，到十八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发现薪资与玉米价格之间存在关联，粮食一直都是经济的核心。

　　长久以来，政治人物也将粮食政策视为塑造社会的方式之一。1815年至1846年间，英国对进口食品和穀物徵收关税和施加贸易限制。这些限制提高了地土的利润与政治权力，而代价是粮食价格飙升，并阻碍了其他经济层面的增长。

　　在爱尔兰，由于进口的马铃薯种植容易，因此大多数人依靠自己种植的马铃薯与少量牛奶维持有限而重複的饮食。当马铃薯晚疫病爆发之时，尽管该国继续生产大量食物出口到英国，飢荒却导致一百万爱尔兰人饿死。

　　这些事件充分说明了粮食政策经常是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利益斗争，正如马克思宣称「粮食是所有政治结构的核心」，并警告工业与资本联盟的目的是为控制和扭曲粮食生产。

　　当今许多的饮食争论能重新看待视为更广泛的经济议题。例如当一项政治计划将素食主义纳入其中时，便可能对小规模的传统农业不利，而有利于大规模的工业化农业。

　　这是从中小型生产商转向工业规模农业与全球食品市场趋势的一部分，在全球食品市场上，粮食是透过竞争激烈的全球商品市场上购买的廉价原料所生产。美国和欧洲推出一系列实验室製造的「假肉」（假乳製品、假鸡蛋）製品，则经常打着推广纯素运动而闻名。这些趋势皆巩固了政治权力从传统农场和当地市场，转移至生技公司与跨国企业。

　　根据估计，全球素食市场每年以近10％的速度增长，到2026年将达到约243亿美元。这个数据鼓励了农业巨头的介入，他们意识到「以植物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可产生庞大利润，并透过加工廉价的原材料（如蛋白质提取物、淀粉和油）增加价值。其中又以跨国消费品公司联合利华最为活跃，他们在欧洲提供近700种素食产品。

　　美国智库RethinkX的研究员预测：「我们正处于历史上对农业造成最快、最深度、破坏也最直接的风口浪尖。」他们表明到2030年时，「精密发酵」（透过微生物更有效生产动物蛋白）将摧毁传统粮食生产，导致美国的乳製品和畜牧业崩溃。

　　西方人或许觉得这是值得付出的代价，但在其他地方的情况并非如此。尽管西方饮食从肉类转向新鲜蔬果的「再平衡」有许多值得探讨的部分，但在印度和非洲大部分地区，动物性食物仍是维持健康和获取粮食安全不可或缺的关键，对女性和儿童，以及高达八亿依靠淀粉类食物为生的穷人来说更是如此。

　　为了应对2050年对优质蛋白质和世界各地头疼的微量营养素挑战，动物性食品仍然是根本基础。畜牧业对于减少贫困、促进性别平等和改善生计方面至关重要。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植物农业涉及了肥料、牵引力和废物回收利用，如果土地能使可持续性的作物生长，畜牧业就不可能被排除在等式之外。传统牲畜帮助人们度过艰难的季节，阻止贫困社区的营养不良，并提供了经济保障。

　　但通常在西方倡导纯素饮食的人并没有想到这些细节。举例来说，2019年4月加拿大环境保护科学家布伦特‧洛肯（Brent Loken）代表医学期刊《刺胳针》（The Lancet）与非政府组织「EAT Forum」共同提出的「美好饮食转型」运动（Great Food Transformation）向印度食品标准局致词，他形容印度是「一个绝佳的案例」，因为「许多蛋白质来源为植物性食品」。然而，印度的做法并非毫无争议。

　　印度在全球饥饿指数排名中的117个国家排名第102位，在6至23个月大的婴儿中，只有10％婴儿获得足够的营养。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以动物性食品作为婴儿的营养来源，但印度的食品政策引发了激进的新印度民族主义，造成许多印度少数族群被视为外来者，就连学校膳食里的鸡蛋也变得政治。在这里，呼吁减少动物性食品消费已经变成一项棘手的政治问题。

　　同样地，尽管非洲的粮食战争明显缓解，但跨国公司以工业规模种植农作物和蔬菜，夺走了混合式家庭农场（包括牛和奶牛场）的肥沃土地，从而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如今，各种私人利益和政治偏见包装在「道德饮食」与地球可持续性的伟大说词背后，其后果却是穷人的营养不良、破坏生物多样性的单一文化，以及对粮食主权的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