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顶级登山家。

 

 

夏天爬G2已经够难，冰裂缝，雪崩，落石，就别说还要跟高海拔做斗争了。冬攀的难度以指数级提高。

 

 

这就是8000米级雪山冬攀。

 

 

山脚下停机坪的合影。

 

　　三个顶级登山家，完成了登山历史上对速度和胆略要求最苛刻的攀登之一。功成而后平安身退。

 

　　西蒙-摩洛(Simone Moro)走上海拔8035米(26,360英尺)的迦舒布鲁姆II峰顶，他抬起手，最终又瘫倒下来，将冰镐插入峰顶，头靠在镐柄上。他颤抖着低泣着，像刚刚赢得了温布尔登大奖赛，笼罩了整个喀拉昆仑地区的乌云正在他周围盘旋着。这是2月2日上午11点38分－临近冬天的尾声。

 

　　和这位43岁的意大利人一起的，是他的攀登伙伴，37岁的哈萨克陆军中尉丹尼斯-尤布克(Denis Urubko)和29岁的美国高山摄像科里-理查兹(Cory Richards)。三个男人在顶峰用英语互相庆贺，摩洛和尤布克声音里都带着浓重的本国口音。尤布克，这个队伍里更冷静的一位，有点无心享受这个时刻。“我不想让攀登中断，”他回忆说，“在山顶多待一分钟都可能要了某个人的命。”

 

　　就算不考虑死亡地带无氧攀登带来的神智不清，他们要面对的还有从未有人见识过的高海拔气候，以及命悬一线的下降过程。过去的若干年来，16支队伍尝试了巴基斯坦地区8000米以上山峰的冬攀，包括K2，布洛阿特峰(Broad)和南迦帕尔巴特(Nanga Parbat)。所有的都失败了。还没有队伍在冬天尝试过迦舒布鲁姆II峰。

 

　　摩洛和他的队友完成了世界上所剩不多的、难度最大的首登之一——在喀拉昆仑山脉地区的冬攀，现在他们得考虑怎么活着回来。穿越密集的暴风雪下降绝不容易。和所有喀拉昆仑地区山峰的气候一样，加舒尔布鲁木II峰，或者叫G2，更陡峭，更酷冷，比爬尼泊尔地区8000米以上的山峰对攀登者的要求更高，要知道尼泊尔地区的8000米山峰都已完成冬攀。

 

　　夏天爬G2已经够难，冰裂缝，雪崩，落石，就别说还要跟高海拔做斗争了。冬攀的难度以指数级提高。寒冷是一方面——温度低于40摄氏度是常事——雇不到背夫架梯子过冰裂缝或是运装备、架绳子，最糟糕的还是天气。冬季的喀拉昆仑，时速超过100英里的大风从600英里外的尼泊尔的山峰呼啸而来，带来永无休止的暴风雪。不稳定的雪堆积在陡峭的雪壁上，会遮挡登山路径，还经常由于不能承受自重而导致雪崩。偶尔天气窗口期出现时，他们需要迅速行动，精确计算时间以确保成功，然而季节带来的难题时常拉攀登者们的后腿。

 

　　为了这个登顶，摩洛和他的队友还靠了另外一个人，他就是卡尔-盖博(Karl Gabl)，一位64岁的奥地利登山家，他工作在位于因斯布鲁克(Innsbruck，奥地利西部城市)的气象学和地球动力学中心研究院。盖博为摩洛他们的攀登提供天气预报。他通过标准全球气候模型，根据热气球携带的无线电高空探测仪每天接收的两次数据，来进行计算。数据来源于山峰周边的区域，包括印度的斯利那加(Srinagar)、西藏的拉萨，并结合从阿富汗的坎大哈和喀布尔的军队里得到的数据。这种自动的热气球可以升高到30,480米(100,000英尺)高空，传回精确的大气温度、湿度、气压以及风向和风速的测量值。登顶前4天，摩洛在大本营用卫星电话呼叫了盖博。盖博告诉他有一个罕见的36小时的平静期，乌云天气还在奔向他们的路上。“我知道西蒙在山上能做到，所以我给他传天气预报，”盖博说，“这要是其他人我早就吓坏了。”

 

　　他的担心无可厚非。山这边是风平浪静，山那边却酝酿着一场暴风雪。这几个人刚从6400米(21,000 英尺)返回到大本营，还没有很好适应海拔。更严重的是，窗口期出现之前，只有四天时间了。“倒推着算，如果我们打算上，那我们第二天就得出发，”理查兹说。没有足够的时间适应，他们行动起来就会很慢，而且更容易受到海拔升高的影响，产生水肿这类对肺和大脑有潜在致命危险的病症。

 

　　尽管是仓促上阵，他们进展还算顺利。穿过冰崩带进入戈德温－奥斯丁冰川(Godwin-Austen)之后，他们又迅速地通过了7321米(24,019英尺)的迦舒布鲁姆V下方摇摇欲坠的悬冰川，并随时要躲开如保龄球般滑下的粉雪，在5882米(19,300英尺)的地方建立了第一个营地。从那里，他们沿一段段的山脊上升，在6400米(21,000英尺)和6797米(22,300英尺)之间再次扎营，最后的任务就是需要上升1219米(4000英尺)，向坡度足有60度的金字塔型顶峰冲击。登顶之后，三个男人刚刚简单庆祝了一下，天气就迅速恶化了。在他们拍摄的登顶短片中，能看到顶峰周围云朵的翻滚。“多少会觉得情况险恶，”理查兹说，“好像山神对于我们的冒犯发怒了。整个世界正在变成地狱。”

 

　　他们开始沿标准的西南壁路线下撤，脸上的护目镜都被冰雪冻住了，最后唯一的选择就是把眼镜摘下来。这是他们为这种危险的攀登付出的代价，在山上陡峭的雪坡上漫无目标地盲目下降。能见度下降到6米(20英尺)，风速却保持在每小时60英里，几个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在结了冰的硬雪上踢着冰爪。最后，摩洛抬起头仔细搜选了半天，在云朵裂开一条缝隙的时候，发现了45米(150英尺)下方的营地。“那是帐篷！”他大声喊道。

 

　　尤布克也在这种盲目的下降中搞得昏头转向，但他知道他的同伴搞错了。“那不是我们的帐篷，”他回应。摩洛和理查兹迷惑地交换了一下目光。不会有其他人上到过这里。

 

　　最终，又花了一段时间，三个攀登者才回到了他们的小小避难所，多少恢复了一点平静的感觉。差不多下午5点，摩洛开始用卫星电话接通了欧洲的新闻界。莱因霍尔德-梅斯纳尔(Reinhold Messner)迅速发出了一个祝贺的邮件。

 

　　摩洛还接通了盖博的电话，对方非常关心他们是否已经从山上撤下来。“我告诉他们尽早下撤，因为每小时80英里的狂风正在向他们袭来。”盖博说。如果这是登山季，那么他们就应该待在帐篷里，等待天气好转。但这不是夏天里的暴风雪，他们必须在第二天一早就开始行动。

 

　　登山者们孤零零地待在山上，肆虐的暴风雪每个小时都在让情况变得更加恶劣。尤布克一直醒着，心里盘算着他们撤退的路线。“整个晚上我的脑子里都在筹划，”他回忆到，“该怎么做，该怎么做……”

 

　　在1973年之前，在亚洲的高海拔地区还没有过这样的冬攀。是波兰登山家安杰-查瓦达(Andrzej Zawada)在二月份第一次登上了阿富汗最高峰诺沙克峰(Noshaq)。而在此之前，在非登山季的攀登被认为是不可能的疯狂之举。但是8000米山峰最后被登顶的一座，西藏的希夏邦马，差不多十年以前在完美的条件下被登顶。查瓦达和他的波兰同胞把冬季攀登作为了他们在高山上建功立业的目标。

 

　　像这样史诗般铁打的男人出现了一个又一个，除了查瓦达，还有克里茨托夫-维利斯基(Krzysztof Wielicki)和杰西-库库奇卡(Jerzy Kukuczka)，波兰人成了名副其实无可争议的冬攀之王。和英国人把攀登当作帝国的荣誉不同，波兰人将这项运动和从入侵、征服和被放逐中得到释放联系在一起。在1994年的文选《英雄的攀登》(Heroic Climbs)中，佛伊塔克-柯提卡(Voytek Kurtyka)褒奖了波兰人这种近乎受虐狂似的冬季横扫雪山的行为，是“几个世纪以来的磨难和危险培育出的坚毅和忍耐品格的体现。”

 

　　自从1980年2月17日，查瓦达的两名队友冬季攀登了珠穆朗玛峰开始，波兰人在8年时间里完成了7座八千米山峰的首次冬攀。1988年，查瓦达领导了8516米(27,940英尺)的洛子峰的首次冬攀，同一年，波兰人把他们的目光投向了位于巴基斯坦的8611米(28,250英尺)的K2，这是世界第二高峰。尽管携带了14吨装备并雇佣了一大群背夫，查瓦达和他的队伍仅到达了7315米(24,000英尺)的高度。这是后来16次在巴基斯坦失败的冬季攀登里的第一次，之后的17年里波兰人在冬季8000米山峰的攀登中再无建树。

 

　　西蒙。摩洛生长在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地区，靠近贝加莫(Bergamo，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城市)，他是第一位开辟冬季登山线路的非波兰籍登山家。1993年，他首次完成了阿根廷海拔为6962米(22,834英尺)的阿空加瓜峰陡峭的南壁冬攀路线，之后还有一连串的喜马拉雅地区传统方式的攀登。后来，他终于帮助波兰人突破了他们的厄运，和皮奥特。莫拉夫斯基(Piotr Morawski)一起在2005年完成了8013米(26,289英尺)的希夏邦马峰的首次冬攀。

 

　　恐怕直到今天，摩洛可能仍然是安纳托利。波克里夫(Anatoli Boukreev)的最知名的长期搭档，这位传奇式的哈萨克登山家兼向导，在1996年珠峰那次著名的事故中先是被恶魔化，后来又因救人行为而受到嘉奖，这在他的书《攀登》(The Climb)里有记载。

 

　　1997年12月，摩洛、波克里夫和他们的哈萨克高山摄像迪米特里。索伯里夫(Dimitri Sobolev)尝试在冬天攀登8090米(26,545英尺)的安纳普尔那峰，当时顶峰刃脊上的一处悬冰川倒塌下来。当冰雪呼啸而下的时候，摩洛后来写到，波克里夫看了他一眼，“充满坚定”，并“用熟练的、预演过多次的动作迅速开始制动”。只可惜还是慢了一步，雪崩吞噬了波克里夫和索伯里夫。

 

　　摩洛当时正和两个人结组，虽然他的内衣被扯断了，手指受伤并导致了严重的脑震荡，却保住了一条命。他一个人走了回来。“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人像波克里夫那样强壮、友好并纯粹”他说。第二年，摩洛康复了，但是当他准备再次攀登时，他知道只能在一个地方才能找到合适的搭档。1999年，他飞到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就在帕米尔高原的吉尔吉斯斯坦附近，那里有一个他曾经和波克里夫一起工作过的军队运动俱乐部。他请那里的军队高官给他找一个最好的攀登者。“他们用了6个月的时间进行了各种选拔和竞赛，”他说，“最后胜出的是丹尼斯。尤布克。”

 

　　在随后的十年里，两个人成了密不可分的攀登搭档。正在考虑怎么从迦舒布鲁姆撤退的尤布克，已经成为世界上第八位无氧完成14座八千米山峰的登山家，并和摩洛一起在2009年首次完成海拔8463米的(27,766英尺)马卡鲁峰的冬季登顶。

 

　　和尤布克比起来，理查兹这个登山家兼高山摄像师显然不那么有名。他是在和父亲的攀登中成长起来的，他的父亲考特(Court)是美国犹他州阿尔塔(Alta)度假胜地的雪场巡逻员，也是喜马拉雅地区攀登先锋乔治。罗尔(George Lowe)的绳伴。2010年，当他在拍摄一部反映珠穆朗玛峰地区冰川退化情况的记录片时认识了摩洛。那时候，摩洛正在攀登珠穆朗玛峰，和攀登洛子峰的队伍共享大本营，而理查兹刚刚登顶洛子后归来。那是理查兹攀登过的唯一一座八千米山峰，但是摩洛看上了他。“有一天西蒙和我正在帐篷里聊天，”理查兹回忆到，“他说他们打算这个冬天去爬GII，或者我可以一起去。”摩洛需要一名有天分的高山摄像，就像理查兹这样的，因为这次的攀登一旦成功，很有可能成为人类登山史上难度最大的登顶之一。

 

　　黎明时分，盖博的预报得到了验证，就像以前一样。一股持续的时速为每小时80英里的狂风席卷了帐篷所在的营地，但是攀登队仍旧准备出发。在白茫(whiteout)天气中，摩洛摸索着找到一根以前攀登时留下的已经磨损的路绳领着他们在暴风雪里下降。“那真是个奇迹，他发现了一段绳子，”尤布克说。他们下降到第二个营地的位置时，已经花了上升时两倍的时间。2月3号下午三点，男人们终于回到了5885米(19,300英尺)的营地。

 

　　摩洛再次呼叫盖博，而他发来的最新天气预报仍是不容乐观：天气将没有变化或者变得更糟。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放弃了连夜穿越雪原，而是停下来，吃了储备下来的(意大利)饺子、干酪和土豆汤，这些东西都是摩洛在意大利的超市购买的。此时他们的睡袋的外层都已结了冰壳，几个人只能把睡袋像毯子似的盖在身上。“睡觉时我们挤在一起取暖，”摩洛说，“只穿着里层的衣服。”

 

　　第二天早上，当他们出发回大本营时，发现天气确实变得更糟了。“一直到这时候我才感觉我们没有迷路。”摩洛说。前方有两道大的冰裂缝，上升时他们小心地插了200根竹竿做路旗，这些竹竿仍旧可见，但他们来时的脚印已经被新雪覆盖看不到了。他们沿着路旗，在大腿根那么深的流雪上重新开辟道路。前进过程令人痛苦地缓慢。更糟的是，他们需要径直穿过迦舒布鲁姆V下方。

 

　　“我立刻感到一阵反胃，”理查兹说。“我们曾经花了太多的时间在G5下面。这是典型的最糟糕的一种地形。忽然我听到一声巨大的爆裂声，来自云层里面——我保证我绝对没有夸张。那声音震耳欲聋。我本能地感觉到——我知道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要死了。”

 

　　他们上方914米(3000英尺)的一个悬冰川崩塌了，造成的4级悬冰川雪崩像巨浪一般以每小时80英里的速度冲向他们，只消短短几秒就到冲到眼前。“丹尼斯听到我们的尖叫并开始跑，”西蒙说。“可是你说在齐腰深的雪里怎么跑，简直就是笑话。”顷刻间，这几个人的世界就成了一个翻滚着的黑暗的棺材。

 

　　按照皮特。舍雷尔(Peter Schaerer)和大卫。麦克郎(David McClung)的雪崩手册里的说法，4级悬冰川的崩落通常会夹杂着大块的冰像炮弹一样“可以掀翻火车车厢，大卡车和一些建筑物”，就是那种雪崩要了安纳托利。波克里夫的命，这次轮到了他们，动力巨大的冰雪向他们冲来。被这种雪崩直接击中还能留在雪的表面上需要无名的好运或者神灵的眷顾。那个早上，他们两者都不缺。巨大的雪崩还带下了很多的新雪，让冰块更容易摇晃和翻滚。至于他们怎么会留在了表面上，这个，没法解释。

 

　　当理查兹停下来的时候，已经是30秒后和137米(150码)远。他的第一反应是他还能呼吸。第二个意识就是他以为自己是唯一的幸存者：“靠，我得自己爬出来然后往下走了，他们都死了。”

 

　　但是一个声音——摩洛——包括尤布克的声音回应了他。

 

　　尤布克也被埋了，但是他已经缓过神来。“这不是情绪化的时候，”他回忆到。“现在得马上考虑下一步怎么做。”

 

　　“我是唯一一个在雪外面并且还能自由活动的人，”摩洛说。“我冲向科里，他完全被埋了。我的手套已经丢了，只好空手把他挖了出来。”把理查兹的上半身挖出来以后，他又冲到尤布克面前。同一时间，理查兹打开他的相机，开始拍他被埋的下半身。当他用镜头对准自己后，完全控制不住号啕大哭起来，“我们迅速从雪里把自己弄出来，整理好装备，接着走。”理查兹说。正当他们要走的时候，摩洛喊起来，指出就在他们前方有个12英尺宽的裂缝正从他们上方逼近。裂缝产生的堆积物正在朝他们的方向滑落，稍微慢一点雪崩的堆积物就会向男人们冲过来把他们埋住。

 

　　再说戈德温－奥斯丁冰川这里，大本营负责人哈桑。朱兰，这位65岁的、在多座8000米山峰上工作过的高山向导开始担心这几位登山者。他们在山上无氧气无补给已经六天了。朱兰已经听说他们准备开始从C3下撤了。按道理这个时候他们应该已经回来了。

 

　　刚好还有一个不好的事情。上午，10点以后，一只乌鸦踱进了厨房帐。朱兰认为这种鸟是不祥之兆。“我觉得心里一紧，”他回忆说，“今天也许会有倒霉的事情发生。”于是朱兰和营地厨师赛义德。简(Saeed Jan)一起出发去寻找他们。两人装上吃的，在雪中开出一条路，朝冰川进发。

 

　　那个时候，理查兹正在开路，他试图躲开迦舒布鲁姆V下方，他总认为那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当你开路的时候，你就要选择怎么走，”摩洛说，“你得尽最大的努力。”

 

　　不过，摩洛和尤布克还是想沿着路旗走，尽管他们的先前的脚印已经被覆盖了。“我说，‘科里，科里，我们需要回到G5附近，’”尤布克回忆到。“但是他好像非常担心雪崩。我说，‘回来！’”

 

　　“我转过身，朝他大吼，”理查兹说。“我好像说的是‘我们不能回到那个壁的下面。’”

 

　　于是理查兹转过身，迈步向一个圆形的雪丘走去。忽然在他脚下的地面像矿井一样裂开。“他掉进了一个迄今为止我见过的最大的一个冰裂缝。”摩洛说。

 

　　尤布克当时正在和理查兹结组，他迅速扑倒在地上，冰爪紧紧蹬住地面，并把冰镐砸进雪里。顷刻间，尤布克制止住了理查兹的下坠，连接两人的绳子瞬时绷紧，理查兹在冰雪下面20英尺的地方荡起来。

 

　　“我能听见丹尼斯在上面用力时发出的挣扎声。”理查兹说。“刚才雪崩时我就分泌了太多的肾上腺素，现在我都晕了。那一刻真打算要放弃了。”理查兹稳了稳神，把上升器架到绳子上，晃晃悠悠地向上爬升，不时用冰镐撑在裂缝的壁上帮助稳定。十五分钟后，他终于从山间两次致命的危险中挣脱出来。

 

　　“当他出来以后，”摩洛说，“我们说，‘好吧，科里，到此为止；现在我们俩来开路。’那之后，他就再也不作声了。”

 

　　天黑以前，他们遇到了朱兰和简。“最后，我们终于脱离了危险。”摩洛说。当朱兰递上热茶，又从背包里掏出了百事可乐，三个人紧紧抱在一起，庆祝他们重归文明世界。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巴基斯坦人已经打通了回到大本营的所有线路，下午6点前下降完成。

 

　　那个晚上，吃了一顿热餐以后，三个人爬进温暖的新睡袋里，终于有时间想想他们的成功了。理查兹成为了第一位冬季登上八千米山峰的美国人，尤布克和摩洛为他们的搭档生涯添上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一笔。为了活下来，三个人奇迹般地经受住了山神加诸于他们的所有考验。

 

　　过了不到一个月，几个人就好像已经忘记了曾经的危险，又开始筹划喀拉昆仑地区的2012年1月的下一次冬攀，布洛阿特峰或者南迦帕尔巴特。但在大本营的那个晚上，他们还沉浸在这次成功的欢乐里。几个男人筋疲力尽，但是无人入睡。尤布克听到摩洛在自己的帐篷里叫他。

 

　　“他问我‘丹尼斯，你为什么不睡？’我说，‘抱歉，西蒙，我不知道，我睡不着。然后我问西蒙，‘你为什么不睡？’西蒙告诉我，‘我正在感受生活的幸福。’于是我说，我正在看探险的视频，我也感受到了生活的幸福，就在那个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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