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健（左）在三江源的工作现场，徐健和他的同事正在检查刚刚拍到的照片。

 

　　发掘自然摄影师的商业价值

 

　　目前，中国全职自然摄影师不超过五人。自然摄影费时费力，成果无法保证。很少有人愿意花那么多钱和时间让摄影师长时间在野外守候拍摄野生动植物。这成为职业自然摄影师难以长期坚持和生存下来的重大阻力。

 

　　野外拍摄的辛苦，可以用对自然的热情和意志来克服，缺乏资金来源，这才是难倒英雄汉的难题。目前，不少国内自然摄影师选择抱团，集体拍摄项目，但经费问题仍难以解决。

 

　　在中国，自然摄影师究竟应该如何生存？徐健也一直在寻求答案。他认为，自然摄影师需要依靠昂贵的拍摄器材，以及丰富的经验，和面对高风险的勇气。

 

　　“这是一门技术活儿，应该有人花钱，来购买他们的专业服务”。

 

　　通过四年多 IBE 的项目运营，徐健发现，这群生物学背景深厚、野外经验丰富的自然摄影师赢得了不少自然保护区、林业局的信任，工作开展得顺风顺水。

 

　　调查实践证明，这种方式是很多自然保护区、林业局需要和乐于接受的，也是适合职业摄影师生存发展的一条可行之路。目前，“IBE 可以基本养活自己，我想我们更靠近科研保护。我们的客户主要分为四类：科研单位、自然保护区、NGO，以及商业旅游公司。”

 

　　回想当年的选择，与知名野生动物摄影师奚志农不无关系。

 

 

IBE 在三江源拍到的跳鱼，当时正是玛可河的鱼类洄游期。

 

　　早在徐健大学求学期间，就曾担任著名大学生生态保护社团“山诺会”的副秘书长。当时，社团参加了奚志农等组织的“国际自然电影周”活动，让他了解到我们的自然生态环境还很不健康，养育我们的这片土地和生活于此的野生生物急需呵护，而影像记录是最基本直观的方式。于是，他立志成为一名职业自然保护工作者和野生动物摄影师。

 

　　2006 年，徐健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工作六年后，经奚志农的妻子、环保人史立红介绍去BBC（英国广播公司）和央视合作的自然纪录片《美丽中国》摄制组工作。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徐健几乎天天泡在野外。作为摄制组的调研员，方便BBC 的摄像师拍摄，他需要深入了解动物的习性，甚至高原上的狐狸将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产下小狐狸，都要精确地预测出来。

 

　　2007 年，徐健回到奚志农创办的环保组织“野性中国”，负责影像库筹建工作。“野性中国”团队几乎聚集了中国最好的自然摄影师，但在与他们打交道的时候，徐健却发现他们生存的不易。几乎没有人可以只靠摄影作品作为经济来源，成为全职摄影师。

 

　　“野性中国”的机构经费，大多依托企业或其他机构的赞助。比如，近年举办的“中国濒危物种影像计划”，依靠的是阿拉善的赞助，而颇有影响力的“中国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则依靠收取学费的形式，逐年运营下去。

 

　　“环保组织‘野性中国’主要靠等善款、要善款。我感觉这种状态挺窘迫的。”

 

　　徐健告诉记者。那段时间，他常常在想，当非营利组织走过初始阶段，能否进入高一级的可持续发展阶段？究竟应该如何改革和创新？他仍举棋不定。

 

 

IBE 在三江源拍到的小藏狐三兄弟。

 

　　2008 年 8 月，徐健偶然读到美国《国家地理》一篇西非赤道附近几内亚小岛 Bioko 的故事，成为他职业的转折点。

 

　　整个故事由四名摄影师和一名专业生态作家联合完成，每位摄影师各有分工。徐健被这篇立体化报道深深吸引。

 

　　他羡慕西方摄影师“各有分工，有趣又高效”。他在笔记中写道：“我不禁想起，老爸常给我说：‘我们 50 年代上山的时候，常能看见悬崖上就趴着一只豹子。’我只能想象那时中国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状况，却无法看到，要是他那时拍了一些照片，我想一定会很有价值。 ”

 

　　“或许可以做一个企业，拷贝这种模式？”于是，徐健辞去‘野性中国’的职位，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徐健当时想法是：完全摈弃 NGO 模式，做一个纯粹的企业，就是一家专门提供自然影像专业技术服务的企业，先解决生存问题。

 

　　2012 年，徐健受邀参加英国领事馆文教处的社会企业培训，这是他第一次听说“社会企业”概念，他顿悟，原来自己创建的 IBE，也是一个社会企业，解决的是中国野生生物影像缺失的问题。

 

　　“当自然摄影师成为可以自食其力的活儿，那么更多生态照片才会涌现出来，帮助公众了解自然，关注自然，促进自然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