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再版序
彼得·辛格
重读本书原序，让我回到一个已经半被遗忘的世界。关怀动物的人不再拿火腿三明治给我吃了。在动物解放阵营里，积极成员已经全部是素食者；但即使在比较保守的动物福利运动团体中，吃鱼吃肉也不再视为理所当然。吃鱼吃肉的人会为此而感到歉意，并在为他人准备餐饮时，很愿意提供素食。一种新的意识已经存在，就是觉得有必要把对猫狗的慈悲之心扩及猪、牛、羊、马、鸡、鸭甚至老鼠。
我不能确定这些改变有多少该归功于《动物解放》这本书。有时流行杂志给这本书一个时髦用语：“动物解放的圣经”。我不能说不感觉受到阿谀，但也同时使我不舒服。我并不相信有任何可称为圣经的书；没有一本书可以独占真理。不管怎么说，一本书如果不能引起读者共鸣，便无法成就什么事情。60年代的种种解放运动，已经促使动物解放运动成为明显的下一阶段行动。本书所做的是把论证汇集，并使它们有一个相同一致的结构。接下来的工作是由一些极为细心敏锐而有道德关怀，并且艰辛努力的人所完成；这样的人一开始只有少数，接着是数百位，渐渐的是数千位，而现在则以百万计了。是这些人推动了动物解放运动。这本增订版，我便是献给他们，因为，如果不是他们，本书第一版会遭到《动物权利》一书同样的命运——该书为1892年时亨利·萨尔(Henry Salt)所写，但随即尘封在大英博物馆中，直到80年后，当人收集资料，偶然见到有人引用其书时才为人发现。所有该说的话他都说过了，但没有发生任何作用。
这一次却不会再是徒劳。解放运动已经大到不可能仅是徒劳了。为动物所求取的某些权益已有重大进展，而更大的进展还在前面。动物解放现在是世界性的运动了，而在很久远的未来里，它都已排定了进程的时间表。
运动既然已有如此进展，就常有人问我，我有没有因之高兴？他们问我的口气明显期望我说：我做梦也没有想过此书造成这么大的冲击。但他们错了。在我的梦想中，至少，每个看过这本书的人都将会说：“对，当然……”然后立刻成为素食者，并开始抗议人对动物的残害，以致有更多更多的人听到动物解放的讯息，并由于公众不可遏止的抗议狂涛，动物所遭受的极端而不必要的痛苦至少可以很快停止。
当然，我也知道困难重重，因此抑止了我的梦想。这些困难以下列情形最为重要：其一，碰到口腹之欲，我们人人都会保守起来。其二，因剥削动物而获利的人会用尽最后一毛钱来护卫他们剥削动物的权利。其三，冗长的历史与传统使这种剥削变得理所当然。所以，当有那么多那么多人亲口对我说或写信告诉我，读过这本书后便说：“是的，当然……”并立即停止吃鱼吃肉，并积极从事动物解放运动——此时，我是真的高兴。当然，我更高兴的是，在那么多人经过那么多年的艰辛奋斗后，动物解放运动已经成为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实体。但尽管如此，仍旧不够；仍旧差很远。这本书修订新版，正显示动物解放运动还没有动摇到动物剥削的核心。
《动物解放》初版于1975年，自此以后，完全未做变动地发行至今。现在有三个理由使本书适于修订了。其一，当这本书初版时，还没有“动物解放运动”，就连这个名称也是未曾听说的，更没有大型的组织——连小型的也甚少——在推动彻底改变我们对动物的态度的行为。15年之后的今天，一本名叫《动物解放》的书却不提现代的“动物解放运动”及其成果，会显得奇怪。
其二，与动物解放运动兴起同时，大量与动物解放有关的文章出现，而其中许多是在讨论本书第一版所持的立场。我跟朋友和动物解放运动同仁花过许多夜晚来讨论哲学观念及其实行的结果。即使只为了表示我到底接受了哪些意见又没有接受哪些，我似都应对这些讨论做某些回应。
其三，本书第二章与第三章描述的是人类目前在实验与饲养方面对动物的所做所为。当我听到人说：“真的，自从这本书出版以后，情况改善了许多……”我就知道我必须把今天实验室和饲养场还在做什么告诉读者，让他们知道不能说这种情况只是黑暗时代才有的事。
修订版与初版最多的不同就是在这方面的描述。有人建议，我应把其他方面对动物的虐待加入，我没有接受。我在本书第一章末尾已经说过，本书采用事实资料不是为从种种方面呈现人如何对待动物，而是以强烈的、清楚的、具体的方式揭露本书第一章中所谈的物种歧视哲学观念所具的涵意与后果。本书未提打猎、陷阱、毛皮工业和对伴侣动物、牧场竞技动物、动物园动物及马戏团动物的虐待，并不表示这些事不重要，而只表示实验用动物及食用动物的遭遇已经足以说明我的用意。
不少哲学家对本书的道德论证提出讨论，我决定一概不做回应，因为若做回应，势将改变本书性质，使它变为一本学院式的哲学论著；我的哲学同仁固然可能会感兴趣，一般读者却难以忍受。不过，在本书某几个适当处所，我提到我的一些其他著作，在那些文章中，读者可以看到我对某些反对意见的回答。本书第一版最后一章我曾提到一个哲学观点，此点跟本书赖以为基础的道德观关系很浅，所以改写了那一段。至于作为本书之基础的观念，我曾开过课，在会议与哲学讨论会中也都谈论过，用口说和写作的方式讨论过，我没有遇到什么不可克服的障碍，使我确信本书赖以为基础的单纯道德论证没有问题。又由于许多我深深尊重的哲学同仁也同意这种论证，所以我受到鼓励。因之这些论证就原封未动，留在那里。
本书需要修订的三个原因之中现在只剩第一点需做说明了，那便是“动物解放运动”及其采取的方法。
在修订版谈及实验用动物与工厂化农场动物以及本书最后一章中，我都提到“动物解放运动”的几次主要战役及其成就。我并未把战役详加述说，因为有几位积极的活动分子自己已经把细节写出，书名《捍卫动物》(In Defense of Animals)，这书是不久前由我编辑的。但该运动的一项重要议题是我必须在本书中特为说明的。我就说明在此：这议题便是“暴力”。
为了使动物获得解放，动物解放的积极分子会采用种种不同的方法。有些采用教育民众的方式，如散发传单、写信给报纸，有些则游说官员和民意代表。有些人在动物因人类的需求而遭受痛苦的场所门外示威、抗议。但这些方式的成效都非常缓慢，因之有许多分子变得不耐烦，想用更直接的方式立即终止动物的痛苦。
凡是知道动物如何受苦的人都不会批评这种不耐烦。在这种集体暴行日益猖獗的情况下，只是坐在桌边写信是不够的。必须立即救援动物！但怎么做？一般合法的政治抗议缓不济急，而且效果可疑。那么，应该破门而入，释放动物吗？这是犯法的，但遵守法律却也不是绝对的义务。只举一个例子：以前在美国南方，有人为了救助逃亡的黑奴便曾触法。要把实验室和农场中的动物释放，其真正的难题在于那只能是一个姿势，因为研究人员马上可以再订购另外一批动物，而谁又有地方收容1000只猪或10万只鸡？某几个国家的“动物解放阵线”成员获取虐待动物证据的方式却是极为有效的。这些证据如果不是用这种方式攫取，便无法曝光。就以宾州大学的汤玛斯·金纳瑞利博士的实验为例，积极分子破门而入，盗取他的录像带，结果竟致使“健康与人类服务处”的秘书下令停止该项实验，我们很难想像用别的方法如何可以得到这样的成果；对计划和执行此项行动的分子之勇敢、细心、果决和慈悲，我也唯有赞美与推崇。
但是，非法的活动有种种不同的型态。1992年，一群自称为“动物权益民兵团”的人寄了一个炸弹邮包给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1988年，动物运动积极分子芙兰·屈洛特被捕，因为她正在“美国外科有限公司”办公室外装置炸弹，因为该公司曾用活狗来实验它的外科手术商品。这两件行为都绝不能代表“动物解放运动”。“动物权益民兵团”以前没有人听说过，而且立即受到英国所有的“动物解放运动”机构谴责。屈洛特是独自行动，美国的动物解放运动也立即谴责。(证据显示这可能是个陷阱，因为开车载她去美国外科手术公司的人是该公司安全顾问所雇用的线民)这种行动代表了动物实验人员、皮货商和其他剥削动物者所面临的最极端威胁与麻烦，而“动物解放运动”的成员则需清楚表明自己对这种行动的立场。
设若有任何“动物解放运动”的成员以为可用伤害人的方式达成目的，都是非常不幸的误解。有些人认为那些让动物受苦的人也活该受苦，我是不信仰报复的；即使我信仰，然以暴制暴，有违我们终止痛苦的原意；要想终止痛苦，必须改变社会人心。我们或许会以为，那些对动物施暴的人是残忍无情，麻木不仁的；但是，如果我们伤害这些人的身体或威胁要做此伤害，则我们自己便变成了残忍与麻木。暴力只能引起更多的暴力——这是老套，但环顾当今世界，有半打以上的冲突证明这话不幸言中。“动物解放运动”的力量在于其精神性的投入；我们在道德上站在上风，如果我们施用暴力，便是把上风交到反对我们的人手里。
舍弃暴力而采用精神抗争，是追随近代两位最伟大也因而最成功的解放运动领袖：甘地与马丁·路得·金。这两位领袖，不论对手如何挑衅——往往是暴力攻击——都以极大的勇气与决心坚持非暴力原则。最后他们成功了，因为他们的主张是对的，而即使反对他们的人，良心都被他们的行为所触动。我们的主张也是对的，只要睁开眼睛，你就看到其他动物在如何受苦；而我们的胜利将来自我们的正义，而非来自炸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