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核心，在于一项主张：仅仅以某些生物所属的物种为根据，对它们有所歧视，乃是一种偏见，其不道德无可辩解，一如以种族为根据的歧视乃是不道德与无可辩解的。我提出这项主张的时候，并不只是在空口断言，也不愿意只把它当作个人观点的陈述，别人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要接受。相反，我为这个主张提供了论证和分析，诉诸理性而非感情或情绪。我选择这个作法，不是因为我不晓得仁慈的感情以及对于其他生物的尊重情愫有多重要，而是因为理性更为普遍、更有说服的力量。许多人，纯粹由于能够把对于其他人的同情关怀延伸到所有的有感生物，业已在自己的生活里泯除了物种歧视。尽管对于这种人我有最大的敬意，我仍不认为仅靠诉诸同情与善心，便能够说服大多数人物种歧视是错的。即使就其他人类成员而言，大家擅于将同情心局限在自己的民族或者自己种族的程度还不够惊人吗？可是几乎所有的人，至少在名义上，都愿意听从理性。不错，还是有人不忌妄谈道德上的主观主义，表示一切道德无分高下；可是追问他们，是否认为希特勒的道德或者奴隶贩子的道德与史怀哲的道德或者金恩博士的道德无分高下，他们会承认，毕竟某些道德是比另外一些道德高明的。

　　因此，本书从头到尾，我一贯仰仗理性的论证。除非你能推翻本书的核心论证，届此你应该承认物种歧视是错的；这表示如果你认真看待道德这回事，你便应该从自己的生活里泯除物种歧视的作法，并且对其他领域里的物种主义作法进行反对。不然的话，除非你甘愿承认自己伪善，你也没有资格去批评种族主义或者性别歧视。

　　整体而言，在论证我们应该仁慈对待动物的时候，我避免援引对动物残忍会导致对人也残忍的说法。仁慈对待人和仁慈对待动物或许确实总是一起出现；可是无论这个说法是否为真，像阿奎那以及康德所主张的我们为何应该仁慈对待动物的理由，乃是彻头彻尾的物种歧视。我们应该考虑动物的利益，原因在于它们自有其利益，因为将它们排除到道德考虑的范围之外是无法辩解的；令这种考虑系于对动物仁慈可以给人类带来什么有利后果，无异于承认动物(对人)的利益本身，无足以作为受到考虑的基础。

　　基于同样的理由，素食是否要比肉食更为健康的问题，我也避免去作深入的讨论。许多证据，吃素食确实较为健康，不过我所要求于本书的，只是证明素食者至少会与肉食者一样健康。假如要求超过于此，我们就不免会给人一个印象说，万一又有研究显示，从健康的观点来说饮食中包含肉类有其道理，那么成为素食者的主张理由就全盘崩溃了。可是从动物解放的立场来说，只要我们自己的健康存活不至于受到影响，我们便应该不要令动物过着痛苦的生活。

　　我相信，动物解放的主张在逻辑上严密紧凑、无法推翻；但是要在实际中打倒物种主义，却是极为艰巨的工作。我们已经知道，物种歧视有其历史根源，牢固扎根在西方社会的意识深处。我们见到，一旦消除了物种歧视的制度性作法，会威胁到大规模农产企业公司的既得利益以及研究人员和兽医的专业组织的既得利益。必要时，这些企业和组织会不惜投入千百万美元捍卫它们的利益，大量广告会涌现在公众眼前，极力否认对动物残忍之指控。此外，公众本身也有——或者认为自己有——利益寄托在养殖、屠宰动物以供食用的物种主义作法中，并不愿意终止这套作法；结果，只要有人出面保证至少在这一方面没有残虐可言，大家会情愿置信。我们也说过，大家甚至于不讳接受错误的推理，例如本章中所指的那些；其实，这些错误的推理若不是有助于冲淡人们中意的饮食里的血腥气息，人们是根本不屑于顾的。

　　面对这些古老的偏见、强大的既得利益、根深蒂固的习惯，动物解放运动有任何希望吗？除了理性与道德，它还有什么凭仗？坦白说，10年以前，凭信心认定理性与道德终将得胜，别无具体的根据可以指望它的论证能够奏效。不过从那时开始，在支持者的人数方面、在公开能见度方面以及最重要的在为动物争取到的福利方面，动物解放运动都有了惊人的成长。

　　10年以前，解放运动在绝大多数人的眼里乃是郎中卖药，具有真正一套解放哲学的成员也是微不足道的。今天，“伦理对待动物人士”有25万名会员，强力反对用窄栏关小牛的”人道农业会”也有45000名会员。“跨物种无限公司”原先只是一个在宾州中部有一间办公室的小团体，现在已经成为全国性的团体，在纽约市、新泽西、费城、芝加哥均有分部。“废止五成致死率剂量测试及德莱赛眼部刺激测试联盟”联合了许多动物权利和动物福利团体，成员总数高达数百万人。1988年，动物解放运动取得了象征公共认可的标记：《新闻周刊》敬重地对它写了一篇封面故事。

　　在讨论个别主题的时候，我们提到过为动物争取到的某些相关的改善；这些值得在此加以综览。这些成果包括了英国禁止使用小牛窄栏、瑞士和荷兰渐进地废止格子笼以及瑞典更为全面的立法，废除小牛窄栏、格子笼、孕猪窄栏以及一切禁止动物自由活动的设施。不准牲口在暖和的季节到草原上吃草，在瑞典的法律上也将成为非法。全球反对皮毛贸易的运动，已经大为降低皮毛的销售量，特别是在欧洲。在英国，一家主要的连锁百货公司“佛莱泽号“(The House of Fraser)一度是反对皮毛运动的主要目标。1989年12月，这家公司宣布将关闭它60家分店里59家的皮毛专柜，只保留知名的伦敦哈罗公司里的专柜。

　　在美国，动物养殖场方面尚乏善可陈，不过已有一些恶名昭彰的实验计划被迫中止。第一场胜利发生在1977年，美国自然史博物馆接受了司皮拉(Henry Spira)所领导的运动的要求，将一系列无意义的实验(对猫加以伤残，以探讨这对猫的性生活有何影响)停止。

　　1981年，位于马里兰州银泉市由陶柏(Edward Taub)主持的行为研究所里17只猴子的骇人状况，遭动物解放运动人士帕切寇(Alex Pacheco)揭发。国家卫生院中止了陶柏的经费补助，陶柏本人也成为美国第一个被判定虐待动物罪的人——不过这项定罪后来由于法律技术理由遭推翻：因为获得联邦税金补助的动物实验者，无须受制于州的反虐待法律。

　　托这个案子之助，前面提到的“伦理对待动物人士”，虽然当时还是个稚嫩的团体，反而取得了全国知名度。1984年，这个组织又领导运动，要求中止金纳瑞利(Dr Thomas Gennarelli)在宾州大学对猴子进行的头部伤害。实验者自己拍摄的录像带，虐待动物的情景历历在目，此录像带被“动物解放阵线”在一次夜袭中窃出，造成群情大哗，引发了这场运动。金纳瑞利的研究经费终于遭撤销。1988年，在“跨物种无限公司”发起的包围行动延续几个月之后，康乃尔大学的一位研究人员终于放弃了对猫进行巴比妥酸盐上瘾的实验，其研究经费原来高达53万美金。在同一时期，意大利的流行用品连锁店班尼顿(Benetton)在遭受“伦理对待动物人士”协同动物解放分子在7个国家发动的国际运动之后，宣布它不再用动物对新的化妆品和沐浴用品进行实验。美国的化妆品制造商诺赛尔(Noxell)并没有遭到这种运动的攻击；它主动决定放弃用兔子做德莱赛实验，改用组织培养基测试产品对人类眼睛是否会造成伤害。从诺赛尔的决定可以见微知著，在“废止五成致死率测试及德莱赛眼部刺激测试联盟”的倡导与持续督促之下，主要的化妆品、卫浴用品、药品制造商纷纷另辟蹊径，业已蔚为主流。1989年，多年的艰辛努力终于见到成果，雅芳(Avon)、露华浓(Revlon)、法柏姬(Faberge)、玫琳凯(Mary Kay)、安丽(Amway)、伊莉莎白雅顿(Elizabeth Arden)、蜜司佛陀(Max Fac tor)、克莉丝汀迪奥(Christian Dior)以及数家小公司均宣布，它们均终止或者至少暂停一切动物实验。同一年，负责欧洲共同体十国安全测试的欧体委员会宣布，将承认五成致死率测试和德莱赛测试之外的方法，并鼓励所有“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国家(其中包括美国与日本)致力于开发新的共通安全测试方法。在澳大利亚人口最多、动物实验最频繁的维多利亚邦和新南威尔士邦，政府已明令禁止五成致死率实验和德莱赛测试。

　　在美国，反对高中进行解剖实验的压力也在形成气候。在一位加州中学生葛莱翰(Jennifer Graham)——她同时坚持成绩不可以因她出诸高良知的反抗而受到影响——的顽强抵抗之下，“加州学生权利清单”在1988年通过立法，赋予加州的初中与高中学生拒绝从事解剖而不受惩罚的权利。在新泽西州、麻州、缅因州、夏威夷以及其它数州，也正在提出同样的法案。

　　随着我们的运动日益受到瞩目与支持，人们自发而起地行动也已蔚为强劲的潮流。摇滚乐手协助传播动物解放运动的主张。影星、模特儿以及服装设计师承诺不使用皮毛。美体小铺(B ody Shop)连锁店风靡国际，结果无虐待动物成分的化妆品既风行又容易找到。素食餐厅愈来愈多，连一般餐馆也跟进供应素食餐点。这一切，都让新人更容易加入，与老同志共同在一已的日常生活中尽力限制对动物的残酷虐待。

　　可是虽然如此，我们仍然要强调，动物解放运动比起任何其它的解放运动，都更需要人类发挥利他的精神。动物自身没有能力要求自己的解放，没有能力用投票、示威或者抵制的手段反抗自己的处境。人类才有力量继续压迫其他物种——或者直到永远或则直到人类把这个星球弄到其他物种无法生存的地步。我们是应该延续人类的暴政，证明道德若是与自身利益冲突就毫无意义？还是我们应该当得起挑战，纵使并没有反抗者起义或者恐怖分子胁迫我们，却只因为我们承认了人类的立场在道德上无以辩解，遂愿意结束我们对于人类辖下其他物种的无情迫害，从而证明我们仍然有真正的利他能力？

　　我们如何答复这个问题，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个人如何回答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