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的新任务
事实上，过去15年间，学院哲学扮演了重大的角色，以发展与支持动物解放运动。展读马格耳(Charles Magel)最近所辑的动物权利与相关问题之书籍与论文的书目，即可窥知哲学家的活跃程度。从古代到70年代初期，马格耳只能列出95件著作，其中只有两三件是专业哲学家所写。其后的18年，马格耳列出了240件有关于动物权利的著作，许多作者是任教于大学的哲学家。发表著作还只是故事的一部分；遍布在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以及其它许多国家的哲学系所，都开设了关于动物之道德地位的课程。这些教师里有许多人也积极参与校内校外动物权利团体的活动，希望造成改变。
当然，哲学家对于素食和动物解放的支持，也并不是全体一致的——他们对什么问题会全体一致？不过即使是对于同行的关怀动物主张持批评态度的哲学家，也接受了改革要求的部分重要内容。美国俄亥俄州立绿地大学的佛瑞(R.G.Frey)即为一例。他下笔为文反对我对动物的观点，论数量在哲学家之中无出其右者。在一篇文章中，他劈头写道：“我不反对活体解剖……”，但是接着他说，我没有根据，也不知道有任何根据可以让我不待经验考察就说，一条任何品质的人类生命，无论它是多么贫乏低等，比起一条任何品质的动物生命，无论它是多么丰富高等，都一定来得较有价值。
佛瑞因此承认，“反对活体解剖的立场，要比一般人所知来得扎实有力得多。”他的结论是，如果有人想要用动物实验所带来的益处为这种实验辩护(他认为这是辩解这种作法的唯一途径)，那么有鉴于“有些人的生命品质比动物还低或者一样”，又有什么必然的理由，不能拿在这些人身上做实验所带来的益处，来证明用他们做实验也是合理的？因此，只要能带来够重要的益处，佛瑞可以接受用动物做实验，不过代价是同时也接受用人做同样实验的可能性。
加拿大哲学家佛克斯(Michael Allen Fox)的转变，就更戏剧化了。1986年他的《动物实验的理由》(The Case for Animal Experimentation)一书出版，似乎注定他将以动物实验界的主要哲学辩护人的身份，在学术会议上出尽风头。制药公司以及动物实验业的游说团，原先以为总算找到了一位驯良的哲学家，可以为他们所用，对抗伦理学的批评。不料佛克司却突然否定了自己的书，想必令他们懊恼不已。针对《科学家》(The Scientist)上的一篇强烈书评，佛克斯写了封致编者函，表示他同意书评的说法：他发现自己书里的论证是错误的，在伦理学上证明动物实验合理是不可能的。佛克斯后来贯彻他的勇敢改变，变成了素食者。
动物解放运动的勃兴，与这个议题逐渐发展成学院圈子的一个讨论主题，有密切的关系；就这一点而论，在现代各项社会运动中，动物解放运动极为独特。而哲学在思考动物的地位之余，自己也经历了一场非比寻常的转变：它放弃了安逸顺从流行教条的习性，回归到哲学古老的苏格拉底式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