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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和解之路

生态文化|2013-10-27 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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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在相互限定中走向对个体的普遍尊重：生态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和解之路

　　生态主义在诞生过程中既借鉴了人文主义的某些价值观，又对人文主义进行了限定和矫正。它坦率承认人不过是地球上众多物种之一，要求人将对自身的福祉的特殊关注与对生态的考虑结合起来。针对“任何事物比人的存在更高，没有什么事情比人的存在更具有尊严”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18），部分激进的生态主义者甚至声称：

　　总体来看，人类对于自然界中的其他物种来说价值很小。事实上，若不是进化导致了人类的出现，整个生物圈今天也许会更加健康。如果人种在不荼毒大气层或不伤害其他物种的前提下消失，我们相信，生物圈会渐渐从我们的劫掠中恢复过来。（19）

　　不过，即使这种指控完全属实，人类也不可能为了生态圈的利益而集体自杀：这既有悖于人作为动物的族类保存本能，也违背生态主义敬畏生命的准则。人应该做的是承认自己对生态圈犯有罪责，放弃成为万物之主的欲望，与生态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和平共处。恰如人文永远是天文的内在构成，人文主义也应该自觉地回归生态场域，将自己领受为生态主义的一个分支。从生命总体的角度看，人文主义只有在成为生态主义的分支时才有生存的合法性。平等—自由—博爱等价值理念必须服从生态正义等新的伦理准则。在世界概念已经从社会扩展到整个生态圈时，人和人文主义都不能不重新为自己勘定边界，以便升华为新人（生态人）和新人文主义（生态人文主义）。迄今为止，除了极少数的例外，生态主义与新人文主义的成长始终是同步的。新人文主义克服了传统人文主义的内在悖论，不但将自由—平等—博爱等基本原则在人类范围内贯彻到底，还将之应用到所有生命场域。它是一种完全抵达了自己本质的人文主义。由此可见，生态主义对人文主义的限定和矫正是对人文主义的成全。

　　任何生态主义都出于人的建构，它可能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却不可能在人的立场之外存在。即使在将自己复原为生态共同体的普通成员后，人也只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由己及物，善待所有生命个体。这种自体中心处境是无法也无须消除的。（20）既然人不能从纯自然的角度看问题，那么，生态主义就注定不会是完全的自然主义，而只能是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复合。事实上，深生态学、社会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都既将人文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原则贯彻到底，又引入自然主义对平衡、联系、循环的言说。在人文主义的基本原则被应用到整个生态圈以后，人文主义本身便归位为生态主义的内在构成，并作为一种内在规定性矫正生态主义运动整体。这种规定同时表现为积极的指引和坚决的消解。其经典战役是对于整体主义生态伦理学的批评。早期生态主义者莱奥波尔德在提倡大体伦理学时曾号召人们“像山一样思考”，力图从自然存在本身的角度建构生态伦理，却最终回到了黑格尔式的整体主义（holism）立场：

　　一件事，如果指向保存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美丽，那么，它就是对的，否则，便为错误。（21）

　　强调以生命共同体的完整、稳定、美丽来判断行动的对与错，这似乎合情合理，但问题的关键是：其一，人只能“像山一样思考”而不能“作为山来思考”，以自然生态的名义建立强制性的整体主义伦理学并无根据；其二，这种伦理学会以整体的名义要求个体做出牺牲，有可能导向新的压制和统治，甚至异化为生态专制主义。离开了对生命个体的思虑和关怀，你如何判断行动的对与错呢？谁有权以整体的名义说话？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否在代表共同体的利益？这会不会导向新的整体主义暴政？莱奥波尔德的支持者卡里科特(J. Baird Callicott)在阐释这种整体主义伦理学时，就曾明确将它与关怀个体的动物解放运动和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对立起来。（22）对于莱奥波尔德的整体主义伦理学（holism ethics），深受现代人文主义精神影响的西方生态主义者大都持反对态度：

对大地伦理学的整体主义最严肃的伦理学批评是，它允许为了整体的利益牺牲个体。如果我们的确用“生物共同体”为尺度定义对和错，那么，为了共同体的利益而牺牲个体成员——如人类个体——就是可能的。例如，莱奥波尔德似乎愿意允许捕杀动物个体，以便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完整和稳定。但是他既然将人类描绘为生物共同体的平等“成员”，他似乎不排除为了保持这个共同体的完整、稳定、美丽猎杀人类的可能性。（23）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批评基本上来自于生态主义运动内部，属于生态主义的自我修正。这种修正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文主义已经成为生态主义的内在构成，自由—平等—博爱精神早就为大多数生态主义者所接受。深生态学、社会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都坚持自由—平等—博爱三位一体的人文主义理念。要求将自由—平等—博爱精神贯彻到性别、性别、种族、阶级、物种层面的生态女性主义自不待言，就连相对强调整体性的深生态学也明确声称“深生态学寻求更加民主而较少等级制的平等”，以便在生态圈的范围内使每个生命个体获得最大限度的自我实现。（24）尽管深生态学做了如此明晰的表态，社会生态学仍对其残存的整体主义倾向不满。社会生态学的代表人物布克秦强调正义的社会“将是那样一种联合体，在其中，诸如完全参与和自由等民主价值成为准则”。（25）由于他认为正义的社会接近生态体系，所以，由他将正义的社会定义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可以推断出——他心目中的生态体系必是“自由物的联合体”。没有单个物的自由，所有物的自由就无从谈起，所以，彻底的生态主义也就是守护所有生命个体的自由主义。

　　在人文主义和生态主义分别克服了其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主义倾向后，二者之间的紧张便从逻辑上被消解了，二者的共同性则随之显现出来。这就是对个体生命的普遍关怀。现代人文主义首先是一种积极的个体主义，自由—平等—博爱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就以个体为基本单位。文艺复兴时期对人的发现实则是对个体的发现，人成为个体是文艺复兴的最高成就，积极的个体主义从此成为人文主义的核心。（26）人在将自由—平等—博爱等基本理念推广到生态圈时，同样必须让自己的关怀和敬畏最终指向其他生命个体。恰如世界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期被视为个体主义的较高阶段一样，我们亦应该将生态主义领受为生态圈内的积极个体主义。“生态学是对所有生命系统的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的研究”（27），这固然不错，但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的基本单位是什么？是物种或生物群落吗？那组成物种或生物群落的又是什么？显然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所谓的物种或群落都是个体共同体，生态主义必须落实到个体层面。考虑到生态主义对生命个体共生关系的强调，我们可以将其基本精神概括为个体共生主义。将个体视为绝对中心或忽略个体在共同体中的价值，都不符合生态主义的基本精神。将生态圈视为“自由物的联合体”，追求“每个存在的自我实现”，才是生态主义的真谛。

　　本文展现的仅仅是消解人文主义与生态主义紧张的逻辑可能性。将生态主义等同于自然主义和坚持没有生态意识的人文主义，在当今世界上仍有广泛的市场。要完全消解生态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紧张状态，仅有文化意义上的转折是不够的，更需要人类生活方式和全球社会结构的根本变革。在推动这种转折和变革的过程中，我们才能找到人文主义和生态主义的和解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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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赵白生《生态主义：人文主义的终结？》，《文艺研究》2002年第5期。

（2）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P.5,

（3） Oxford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P.178.

（4）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P.21.

（5） The Green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77.

（6） Josephr Desjardins, Environmental Ethics,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3, p.30.

（7）余谋昌《生态伦理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25-26页。

（8） Josephr Desjardins, Environmental Ethics,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93,pp.123-124.

（9） The Environmental Ethics & Policy Book,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98,P.161.

（10）上书，p.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