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交织与互生：生态主义和人文主义在20世纪的基本关系

　　从动物解放到敬畏所有生命，生态主义在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人文主义在这个过程中不但没有被彻底否定，还得以将其基本原则贯彻到底。对人的解放在20世纪已经与生态主义运动交织在一起。在生态主义获得正式承认的20世纪70年代，和平运动、女性主义、劳工权益、反种族歧视等人类解放运动也日趋深入。作为20世纪以来最有影响的三种生态主义思潮，深生态学、社会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均把人文危机和生态危机视为同一个危机的两个方面，都要求寻找所有生命的共同解放之路。

　　1、 深生态学（Deep Ecology）

　　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深生态学自始至终将自己当作综合了哲学、科学、社会学、政治学的总体解放运动。在深生态学的视野中，人文世界本来就属于生态世界，故而人文危机与生态危机必然是同一个危机的两个方面：

　　核战争的威胁、我们的自然。环境的毁灭、即使在进步中的富裕国家里也在持续的贫困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孤立的。它们是同一危机的不同方面，这个危机在本质上是知觉危机（crisis of perception）。（12）

　　知觉危机实际上就是人看世界方式的危机。它的病理学根源就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不但假定了人对自然的优越地位，而且支撑着人类内部的阶级结构（人与自然的不平等与人和人的不平等互为因果），所以，生态破坏总是与贫困和核战争的威胁等人文危机共同发生。解决危机的根本方式不在于分别改良社会和保护自然环境，而需要人类改变对待所有生命的态度：

　　地球上人与非人生命的福祉和繁荣自身就有价值。这些价值不依赖于非人类世界对人类目标的有用性。（13）

　　在深生态学的视野中，非人类生命在能够自我定向（self-direction）和自我管理（self-regulation）的意义上也是目的性存在，因此，将非人生命当作工具是完全非法的。它将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的伦理主张推广到整个生态体系，要求将所有生命个体的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和生物中心的平等（bio-centric equality）当作新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主张非人生命与人一样具有同等权利和同等的内在价值（equal in intrinsic worth），声称非人类生命如人般具有自我定向和自我管理的能力（这些能力几乎是自由的同义语），实际上是要为对非人类生命的平等之爱提供逻辑支持。深生态学就这样既克服传统人文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又把人文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原则应用到了所有生命场域。

　　2、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

　　与将关注焦点放在自然界的深生态学相比，社会生态学更强调人文主义与生态主义在社会场域的直接统一。其代表人物布克秦（Murray Bookchin）既明确反对将自由概念限定于社会领域，又不赞成部分生态主义者的反人文主义倾向：“社会生态学的力量在于它在社会和生态学之间所建立的联系，将社会视为自然中潜在的自由维度的实现，同时把生态学的存在当作社会发展的组织原则——简言之，生态社会的指导原则。”（14）在消解了自然与社会在理论中的分离状态时，布克秦将自由、自我指导、自我反映等范畴应用到自然世界，宣告生态世界中的所有成员都是权利主体。他认为社会和文化存在是从自然界衍生出来的，自然界本身就是自由和主体性的国度。在他看来，坦承这点并不会拖滞社会的进步，反倒能推动它走向更加自然的形态。值得注意的是，布克秦在把自由范畴应用到所有生命个体时，实际上已经将非人类生命视为伦理学的主体：

        养育了自由的多样性、增加了参与的相互作用、培植了创造性的大全（wholeness）、强化了个体性的共同体、生长出理性的主体性——这些都是为客体化的伦理学建立基础时所迫切需要的东西。（15）

　　经过这样的推理和筹划，社会生态学将社会学和生态学、人文主义和生态主义、人的价值与关怀所有生命的伦理学融为一体。自由—平等—博爱和相应的民主政治体制在新的生态学视野中不但被继续珍视，还被赋予了更丰富的意义——守护和增加生态多样性。

　　3、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

　　在谈论人与自然关系时，深生态学和社会生态学基本上未涉及性别问题，这招致女性主义者的不满。她们认为生态危机源于压迫性的父权制结构，对女人的统治和对自然的统治受同一个逻辑支配，所以，对自然的解放和对女人的解放必须同时进行。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走向联合，由此形成了生态女性主义思潮：“最简单地讲，生态女性主义是在生态主义与女性主义之间建立关联的运动，它表达了这样的理论观点，即，根据性别、种族、阶级来认可不正义的意识形态与贬低环境的意识形态互为因果。”（16）在生态女性主义看来，女人和自然在漫长的父权制统治中拥有共同的命运：因为女人长期被等同为自然、物质、情绪、个别（男人则对应文化、非物质、理性、抽象），所以，女人在哪里被贬低，自然就在哪里被降格。既然女人和自然注定要共命运，那么，女人就不能在自然仍受压迫的情况下获得解放，反之亦然。进而言之，在任何等级制被消灭之前，女人的解放都只能是一种理想。因此，生态女性主义不仅反对男权中心主义，而且要消解军国主义、种族主义、阶级主义、物种主义等一切等级制观念。任何依据性别、肤色、年龄、阶级、物种、地域、民族乃至婚姻类型为人划分等级的做法，都会受到生态女性主义的强烈抗议和无情批判。人们可以在反核示威、社会生态学、生态地域主义（bioregionalism）、地球第一（Earth First）、绿党、动物解放、可持续发展、环境正义等诸多社会运动中看到生态女性主义者的身影。在参与这些活动的过程中，平等和博爱是生态女性主义的基本原则，万物的自由则是其所有行动的终极目的：

        一个可行的选择就是推广伙伴伦理（partnership ethic），肯定人在个人的、家庭的、政治的关系中的平等性，同时将人当作非人类自然的平等伙伴。恰如人类的伙伴不论性别、种族、阶级如何都需要给予空间、时间、关爱且允许彼此在非统治性的支援关系中各自成长和发展一样，人类也必须给予非人自然以时间、空间、关爱，以让它们再生产、进化、回应人类的行动。（17）

　　这种同时指向人和伙伴生命的关怀意识，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在生态场域中实现人文主义对个体自由发展的吁求。在生态女性主义所筹划的伦理学体系中，生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传统界限已经消失，二者在交织和共生中相互促进。

　　由此可见，人文主义和生态主义有两种结缘方式：1、在交织状态形成生态人文主义或人文生态主义（如生态女性主义）；2、人文主义自觉地将自己纳入生态场域，在把自己的基本原则贯彻到生态场域底的同时为自己划界，甘愿作为生态主义的一个部分而存在（如深生态学和社会生态学）。这两种模式都表明生态主义和人文主义拥有共同的建构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