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还能举出很多放生加剧生物入侵危害的例子：牛蛙原产美国东部，20世纪50年代引入中国养殖。尽管养殖过程中的逃逸是造成牛蛙入侵中国许多地方的主要原因，但是现在大量的放生行为，更是不折不扣地加重了牛蛙的危害。

 

 

　　牛蛙

 

　　克氏原鳌虾（小龙虾）原产美国东南部，1929年由日本人引入中国养殖。与牛蛙类似，即使养殖不当是造成其入侵的主要原因，放生行为也会加剧其危害。特别是近年来克氏原鳌虾加紧向云南入侵，因其打洞的习性，对当地的梯田农业和少数民族农耕文化构成了极大威胁。在鱼类入侵种中，埃及塘鲺和清道夫鱼的入侵，也和放生有很大关系。

 

 

　　克氏原鳌虾（小龙虾）

 

　　值得注意的是，生物入侵是不分国界的。比如原产中国东部的淡水鱼，就可能入侵到云南、新疆等西部省区，造成当地本土鱼类资源的萎缩，甚至灭绝（本刊2012年11月刊的《也应警惕国内的入侵生物》一文对此已有介绍）。因此，在西部这些省区，不仅不应放生非国产鱼类，连国产的草鱼、鲤鱼、鲢鱼之类也应在禁止之列。

 

　　如果把生物入侵的概念扩大一些，那么盲目放生还可能造成以下两种危害。

 

　　入侵的物种虽然在本地也有野生，但是大量放生导致其数量过多，结果同样造成生态系统失衡。比如大量放生黑鱼（乌鳢）、鲇鱼等肉食性鱼类，会危害到其他鱼类和水生生物的生存。

 

　　来自其他地方的入侵个体携带的基因，会污染本地种群的基因，造成本地种群遗传多样性的损害。比如在鲤鱼种质资源比较优秀的地方，放生鲤鱼就可能造成杂交，造成本地鲤鱼品质的退化。总之，如果放生的动物造成了生物入侵，就后果而言，“活”可能比“死”更可怕！

 

　　各种生灵和谐共处是最大的放生

 

　　考虑到放生早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民间信仰，与其批评盲目放生者无知，不如想办法引导他们走上科学放生之路。首先，当然是要尽量说服放生者，不要把动物在眼前一时得到自由作为目的，而要把各种生灵的和谐共处作为目的。能够在认识上做出这样转变的人，一般也愿意了解补充科学放生的相关知识。

 

　　怎样避免放生活动助长生物入侵？第一件应该做的，就是避免在没有专业指导的情况下放生。也许有人会觉得，只要不放生已经成为入侵种的非本土生物就行。但是甄别放生的动物属于什么种、是否本土种，并不是简单的事情。而且，即使是还没有被列入外来入侵物种名单的外来种，也可能有入侵风险。

 

　　尽管生态学上专门有一套通过打分来评估外来种入侵风险的方法（比如繁殖迅速的物种打分就高，等等），但这些方法也并非完全可靠，被判为低入侵风险的物种仍然可能造成严重危害。更何况，即使是本国、本地种，如果跨生态区域放生，或是过度放生，也可能造成生物入侵问题。考虑到这些复杂情况，有心的放生者应该养成没有专业指导就绝不擅自放生的习惯。

 

　　与寺庙合作合法放生

 

　　专业性最强的“放生”，大概要算野生动物保护中的“动物复健”措施了。动物复健在形式上也是把动物放归大自然，而且欢迎公众参与。但是和一般的放生不同，动物复健放归的动物，首先必须是因受伤等原因必须得到人工救治的本土野生动物；其次，在放归之前需要做很长时间的治疗和护理；再次，是否能够放归还要进行严格评估，放归的时机也须慎重选择。正是动物复健这些必要但“很麻烦很累”的步骤，保证了放归的动物不仅没有入侵的风险，而且能有最大的成活率。

 

　　对一般人来说，参与动物复健也许门槛太高，相比之下，渔业部门在“增殖放流”时邀请放生者一同参与，是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增殖放流是一种渔业措施，是将人工繁育的鱼苗等本土水生生物幼体放归天然水体，以补充、恢复和改善其天然种群状况的方法。

 

　　由于渔业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普通民众对水生生物的放生活动，是受到法规明确约束的。比如北京市就有一个名为《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的地方法规，指出市内允许放生的水体、放生的水生生物品种和质量，由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向社会公布；对于非法放生行为，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

 

　　但是，只有惩戒式的法规并不能起到很好的规范效果，需要有关部门主动引导放生者从事合乎法规的水生生物放生。在这方面，广东省积累了有益的经验，比如广东省放生协会就在韶关市建立了粤北放生基地，将增殖放流与其他放生活动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另外，很多放生法会由佛教寺庙主持，通过与佛教寺庙沟通，普及科学放生知识，再由寺庙引导信众开展合理的放生活动，也是可行的办法。比如，北京的广化寺就与多家动物保护机构合作，大力提倡放生要合乎佛法本意，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总之，引导规范放生其实有很多好办法，如果能完善相关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相信放生行为对中国生物安全的危害，会得到有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