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益海洋里，终于不再只是政府和体制内事业单位一支独秀了，也有了“民间鲸鱼”依傍在体制周围。在上上下下欢呼公民社会的春天之时，一种新的现象似乎正在中国公益界内形成：“公益托拉斯”现象。

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的是长期介入、恒心和爱。然而我们真的能衡量这些介入后的结果吗？分秒必争、获利为首的金融体制能接受这样巨大的改变吗？投资者是否能虚心接受付出许多但无法直接衡量回报的结果？

民政部发布的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去年的捐赠总额和大额捐赠都呈下降趋势。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2012年的民间网络“微捐赠”却逆势而行，大幅上涨。

一家慈善监督机构发出警告称，为了拯救数百万叙利亚难民于水火，人们向其捐赠了大量善款，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些善款却在无意间流向当地的恐怖组织、被用于支持恐怖主义。

慈善(Philanthropie)一词源于希腊语“philein”(爱)和 “anthropos”(人)。最早的慈善基金会也诞生于希腊。公元前387年，为了更好的研究学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建立了“柏拉图学院”。

伦敦是一个以经济发达著称的国际化大都市。但在这个城市中，也存在着许多贫困地区，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儿童亟须外界的帮助。众所周知，早期教育对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有效的全球气候变化协议遥遥无期、多国深陷政治僵局，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应该从范围较小的城市治理模式中借鉴经验？本文是皇家艺术学会亨利·基平对《假如市长治理世界》一书作者本杰明·巴伯的采访。

从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家族治理，到千禾社区基金会的转型，再到对“零管理费”的争论，进入这些议题的目的是探讨非公募基金会如何建立起良好的治理结构，真正走上专业化道路，最终在整个社会建设事业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问问任何一个在零售业的从业人员，他们这一行为什么不为环保做出更多贡献，你都会得到同样的答案：因为做环保不会得到市场的回报。很不幸“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产品往往生产成本较高，而成本高就意味着价格高。要说服顾客为了社会道义放弃实惠的价格，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既然“动真格”了，王石凭着自己的影响力，使得越来越多的知名企业家抱着“如何减少首都的沙尘暴”的想法走到了一起。在这个组织里，每个人对环保的认识，也渐渐和王石一样，经历了从给面子到动真格的转变。

据美国劳工部（The Department of Labor）预测，未来几年，理工类（STEM）岗位空缺将增加17%。截至2020年，环境工程专业的就业将增长22%，高于平均水平（而且，环境工程师目前的平均收入约为80,000美元）。

“有两个枷锁把基金会员工的加薪路牢牢困住了，除了10%，还有一个‘两倍’限制更要命。”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涂猛开门见山地说。他说的“两把枷锁”，是关于基金会人员薪酬方面的两条规定。

敦是一个以经济发达著称的国际化大都市。但在这个城市中，也存在着许多贫困地区，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儿童亟须外界的帮助。众所周知，早期教育对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缺乏良好的早期教育，孩子一生中面临的机会将会大大减少。

社会企业这个概念被引入中国，往长了说也不过10年光景，但受关注程度却与日俱增。然而，纵观这么些年来各种与社会企业有关的活动，被反覆问及的却似乎总是那些老问题。可见热闹归热闹，正本清源的工作还远远不到位，这也是很多新鲜事物在普及时常见的情形。

对迪雅来说，抗争始于印度，她坐在警察局里的那一天。迪雅是个羞涩的13岁女孩，但能够清晰表达难以启齿的事情：“他对我做了坏事。”她不再沉默，尽管那个男人曾经扬言：“如果你告发我，我就杀掉你哥哥。”她选择了出面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