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曦中的布达拉宫

不一样的地理与文化对于个人来说，往往意味着一种新的精神启示与引领。空气稀薄、大气干洁的藏地，那些陷入河谷的村落，与山间属于藏传佛教不同流派的大小庙宇，构成了旅游者心目中的圣地西藏。

藏传佛教的存在，成为西藏文化让许多人感到神秘的重要原因。全民信教的藏族，造就了这片雪域高原上的寺院、佛塔、经幡等，那些“六字真言”和嘛呢堆，雄伟的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小昭寺，都成为藏传佛教的外部标志。藏族积累的文字典籍浩如烟海，数量之巨仅次于汉文典籍，壁画、塑像、唐卡等佛教艺术，散发着雪域高原上独有的魅力。

每一个走入西藏的外来者，都不可避免地携带着自身的文化基因，进入到一个个让他们感到惊奇的文化场景里。拉萨是藏人眼里的朝圣中心，也是世俗眼中西藏最现代化的城市，它就像一个无言的主人，千百年来静默地看着人群的往来与社群的变迁，一点点渗透出历史带给它的打磨痕迹。

藏族作家阿来在《大地的阶梯》里写道，他曾在四川藏区山间的冷清小寺里，遇到一个年轻的喇嘛。当喇嘛送他从山顶小寺一点点走下山时，夕阳照亮了一川河水，也照耀着列列远山，直到视线最远处。年轻喇嘛轻声说道：“我看那些山，一层一层的，就像一个一个的梯级。我觉得有一天，我的灵魂踩着这些梯子会去到天上。”在藏族人心目中，青藏高原的腹地拉萨，就是顺着大地与历史的脉络，处在大山阶梯的顶端的藏文化中心地带，是终其一生也要努力到达的地方。

拉萨的历史，在地理学上尚属年轻，在文化历史上已然十分悠久。大约在2000多年前，拉萨河谷还保有森林与沼泽的生态，大昭寺就是在以土填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世纪80年代大昭寺维修的时候，气象学家惊喜地发现，该寺更换下来的梁柱为建寺时的原木，并从其年轮中辨识出公元7世纪中叶以前数百年间拉萨地区气候的干湿冷暖。

大昭寺门前，虔诚的信徒在行叩拜礼

按照传统藏学家的研究，也就是在公元7世纪，佛教传入藏区，在此之前流传于藏地的宗教为苯教。藏学家柳陞祺认为，苯教作为一种原始宗教，本没有多少深湛的教理而言，所以本波（苯教的另一种称呼）教士一旦遇见佛教的威胁，就深切地感到自身的缺点。为与佛教竞争，他们一方面利用人民的保守性和排外性，另一方面借鉴佛教义理甚至仪式，制作大量经典。佛教初到藏区，对于信奉苯教的民众来说，认为佛教里都是外国人，比如释迦牟尼、文殊菩萨。苯教原本信仰里，河有河神、山有山神、水有水神。莲花生大师用他的智慧使藏区百姓接受了佛教，他将苯教里崇拜的神吸收到佛教里来，增加了一个神的系列，叫作“护法神”。这个护法神系列没有定额，随时可以增加。莲花生大师将苯教的神灵搬到佛教里成为佛教的护法神，就形成了佛教的万神殿。

用藏学家王尧的话来说：“藏传佛教就把原来当地的崇拜和信仰统统吸收进来，最后皆大欢喜，当地人也觉得信仰、崇拜的神都是熟悉的，这样就减少了人们心理上的反感。这是莲花生大师重要的贡献。”德国宗教学者H.霍夫曼总结说：“在藏区，似乎是佛教占领了舞台，可上演的是苯教节目。”

不过在年轻一代的藏学家沈卫荣看来，上述曾经非常主流的观点，今天已经遭遇到国际主流学界的质疑。直至今日，人们也无法确切地说清楚苯教真正的来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乐于相信苯教或许就是佛教的一个分支。但是“将佛、苯对立作为吐蕃时期西藏历史的一个重要内容更像是后世西藏史家有意建构出来的一种历史叙事，其真实的历史则依然是模糊不清的”。苯教史家建构出来的苯教的远古来历，更像是神话传说，没有确切、可信的历史资料依据。从现存的苯教文献来看，它们的绝大部分都与佛教文献相对应，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反倒是昭然若揭。但是藏文明在历史河流中的灵活性与包容性，一直清晰可见。

拉萨的国外游客

在对于西藏的讲述中，从某个角度来说，它们有着两重空间。一重是被上百年来的以西方探险者、传教士、学者、旅行者为主讲述的、逐渐被神秘化的“香格里拉”和纯精神化的西藏；另一重是藏人自身在变迁的生活中如何把信仰、人际关系、经济生活结合在一起的智慧。但是后者并不像前者那样获得外界的更多关注。

西方早期的探险者，往往凭借个人的讲述而给西方世界塑造出充满传奇色彩的西藏。比如因《一个巴黎女人的拉萨历险记》而名扬西方的大卫·妮尔夫人，她的多种游记出版后，一直遭遇到种种质疑，甚至照片的真实性也被怀疑。沈卫荣分析说，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真正能够涉足西藏高原的西方人实在是太少了，这不但留给人们极大的想象空间，而且也使得涉足西藏的西方旅行家们对西藏的描述有意无意地会刻意去满足西方受众对西藏的热望和期待，以至于会不顾事实而添加很多符合西方人的西藏想象的内容。

具体到大卫·妮尔的种种有关西藏的游记和著述，其中显然夹杂进了很多当时欧美十分流行的“通灵学”中的一些内容。作为“通灵学”的信徒和积极倡导者，大卫·妮尔非常热衷于将她在西藏的所见所闻与作为东西方性灵之学的杂烩——“通灵学”的内容联结起来，将它们杂糅在一起，以至于引起了后人对其所记述之内容的真实性的深刻质疑。“我想大卫·妮尔曾经到过西藏当是不争的事实，但她笔下的西藏一定与她见过的那个真实的西藏有很大距离，其中充满了虚构和想象的成分，它们为后世出现的一个神话化的西藏形象起了很大的作用。”沈卫荣说。

今天的西藏，很多地方与全国其他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早已同步，甚至在某些方面发展得更快。但是藏族人民对佛教普遍而深刻的信仰，又让藏族的传统文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西藏仍然保留着相当的独特性。而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西藏热”，使得人们非常关注西藏的物质外观和精神内涵，希望西藏在现代化当中不失其璀璨的文明。如何撇开我们头脑中被过度精神化和神秘化的西藏，认识一个与现代文明不断融合，同时在融合过程中亦存在曲折与矛盾的西藏，或许是我们今天需要面对的新课题。

当今天我们走进藏文明的中心拉萨时，它依然像一个流动的跨越时间界限的博物馆。古老的布达拉宫、大昭寺等仍然是朝圣者的圣殿；甜茶馆里游客与当地人一样酣畅地享受着藏面与甜茶；一些藏族人熟练地用汉语和英语做着游客的生意，家里最为整洁的地方仍旧是家户神殿。在离拉萨市中心很近的村庄里，人们随时准备接受喇嘛、活佛、占卜者、民间或社会精英、降神者的指导。在藏民们看来，这些人是指导他们在仪式、生活和生产当中走上正确道路的导师。人们的宗教信仰与世俗生活、历史与现代性非常自然地融合在一起。这就好比这里的人们并不排斥天气预报，但春播、秋收这样的关键农时必须遵守藏族的历书。人们根据自己所认同的理解，把耕种和收获、农闲和农忙、干旱和雨水、灾难和平安、丧葬和婚娶都放入到他们的生活结构里，他们的日程、月程和年程都根据这些关系来安排。

藏文明的灵活性和包容性随处可见。藏民们在解释历书文本的时候，非常强调“一个喇嘛一个佛法”，意即各个喇嘛念的经有所不同，因而强调各个地方的独特性。这种基于对地域和不同教派的包容性，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和容许了变通和独特的发展。学者陈波感慨地说：“佛教能进入西藏，正是由于藏地在空间上还存在大量的‘宗教性闲置’的地方需要被填充。或者说，佛教是在既有的空间中，开辟出了新的祭祀空间：在不妨碍固有朝圣空间的同时，开创了自己的朝圣领域，引出了另类的朝圣功能。”

走进拉萨，观察拉萨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变化，讲述生活在其间的藏医、活佛建筑师、藏族作家、登山队员等人的故事，就是希望能够接近更为真实的西藏，体会这片神奇土地上的人们如何用他们的生活智慧，在宗教信仰与世俗生活、传统习性与现代风尚之间保持着奇妙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