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罗明已经登记了500多名志愿者。他说：“现在，志愿者本身已经成了一种灾难，这里志愿者似乎比灾民还多，他们没有地方睡觉，没有食物，更没有救灾经验和常识。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最应该做的是回到安全的地方。”

虽然每个人都有不悲伤的权利，但并不代表可以无视他人的悲伤，歌舞狂欢，肆意放大自由的边界。对当下而言，暂停娱乐意味着对逝者的尊重和生者的慰藉。

很多NGO同行到美国或者欧洲考察，说NGO行业已经很发达了，大家作为NGO的工作人员享受很好的待遇，或者说有一个行业生态链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从社会运动学的角度来看，它行业化以后，其实是丧失了运动初期的尖锐性以及一开始的使命，而逐渐成为现有体制中的一部分。

理查德·贝茨，气候科学家，任职于英国气象局哈德里中心及埃克塞特大学。他领导着一个研究团队，致力于气候变化影响的研究。他还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第五次评估报告的第一作者。

每一个试图对这一体系加以改变的人，都对这一两难悖论并不陌生，Linder总结说：“城市州显然赞同，而小州则持反对态度。如果要想改变这一体系，那么就要修改宪法，这就又需要多数州的同意。然而那些小州会加以否决。到头来于事无补”。

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蔡竞在20日晚间举行的芦山地震新闻发布会上呼吁，由于交通组织、次生灾害、后勤保障、个人救助风险等原因和不可抗拒因素，不倡导个人自行前往灾区救援救助。

日新月异与迅速发展的科技，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改变了地球的生态。科技相对地把地球的体积缩小了，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可是科技也让人察觉到，人对地球复杂的结构与组成一知半解，人与人的关系更加疏离失亲。

食品短缺和其他环境因素加剧了中东地区现已紧张的政治局面。一篇尚未发表的美国政府报告中也提到，随着粮价上涨以及农业生产受到不断冲击，世界各国需为应对气候危机做好准备。

企业战略完全可以转化为一个兼具良好经济效益与深远社会意义的事情。说到底，世界上很多有益的事情其实都源于对个体利益的需求，重要之处在于，这种个体利益需求从一开始便与社会利益存在一致性，并非相互抵牾的关系。

在该事件中，出现任何非理智的声音，或出现二者肉博、相互诋毁之举都不可取，民间社会取得共识需要双方共力，我们应乐见行动者公民权利意识的浮现，也应乐见公益组织能自力救济应对政治压力，将个别社会团体中的“私事”扩延至“公事”，构成一个“讲道理”的社会公共生活。

从内疚和指责转变成一个共同实现进步的愿望，尽管步履艰辛。请那些认为解决问题比建立合作还要紧迫的人，诚实地评估两者权衡得出的结果，为何有人相信这个十年里都不凑效的方法有可能会在明天或2015年奇迹般地成功呢？

对于那些自认为能够解决非洲问题或了解青年人真正寻求的欧美社会企业家，利亚姆表示深刻怀疑。而对于那些抱着“我这样做是因为耶稣要我这样，而只有这样我才能得到救赎”动机的人，他更是持保留意见。他解释说，“帮助穷人并不能成为人们自我救赎的原材料。”

微软在美国的全职员工每年都为非营利性组织提供一定时间的志愿者服务，员工则可以相应的获得1.2万美元的企业配套礼品，他们也可以选择将其兑换为美元，捐赠给符合条件的非盈利性组织。

从“缺资金、缺平台”到“缺创意、缺鼓励”，中国公益广告走过几十载，已不再仅是自上而下的运动式宣传，但也遇到自身发展的多重障碍，困境之中如何突围？

一场场“拦车救狗”闹剧背后到底折射出了哪些问题？民间公益组织在做善举的同时，应多考虑方式和方法，比如将善待和关爱动物的理念带入学校课堂，多组织有价值意义的动物保护宣传，让全社会都参与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