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思想对动物是持保护态度的，且中国的动物保护意识源远流长。远在夏、商、周朝，就已将保护动物维护生态平衡永续利用的条文写入律法，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应该是欧亚大陆中最早对动、植物产生保护意识的国度，也是最早对生态保护做出立法的国度。

　　据《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记载，夏朝时明文规定“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略，已成鱼鳖之长。”即夏季的三个月是“禁渔期”，严禁下网捕鱼，因为夏季是鱼鳖成长的季节。而《逸周书•文传解》记载周文王临终前告诫太子姬发：“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鹿弭不卵，以成鸟兽之长。畋渔以时，童不夭胎，马不驰驽……”意思是说：“山林不到季节，不举斧子，以成就草木的生长；河流湖泊不到季节，不下渔网，以成就鱼鳖的生长；不吃鸟卵不吃幼兽，以成就鸟兽生长；打渔有季节，不杀小羊，不杀怀孕的羊，牛犊不拉车，马驹不驱赶奔跑……”。并且规定“以鱼鳖归其类，鸟归其林”（鱼类都养在水中，鸟兽归入山林），“无杀夭胎，无伐不成林，无堕四时”（不杀怀胎的母兽，不砍未长成的林木，不错过农事季节）。

　　而《伐崇令》规定的更加严格：“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

　　自周朝始，政府设有专门看护生态资源的官员：

　　• 野虞：掌管鸟兽禁令。

　　• 山虞：掌管山林政令，保护林木不被砍伐。

　　• 林衡：看管平原地区林木。

　　• 川衡：掌管山川远近物产。

　　• 泽虞：掌管湖泊的大小物产。

　　• 水虞：掌管川泽禁令。”

　　及至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急剧的局势催生了诸子百家，中国思想界出现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如何面对未来、生存和进步，成为各派争论的焦点，而“仁义”、“天道”不约而同地成为各派探讨人与人、人与物、人与天的主次关系的基本框架。在“仁义”的实施范围与方式上，在“天道”的顺应和敬畏上，各家各派著书立说、现身说法，不仅在当时谱写了众多的严罚厉令，也为后世留下了可依可循的标本典范！

　　中国传统思想的另一重要载体和表现途径就是中国的民间宗教。中国民间宗教是由多种宗教活动构成的结合体，包括儒家礼仪，祖先崇拜，佛教和道教，也保留了一些新石器时代信仰系统的痕迹，如对太阳、月亮、大地、天空和恒星的崇拜和沟通，同样，也包括和动物的交流。

　　一、神灵

　　中国的传统宗教中有数以百计的神灵以及圣人、不死之神和半神半人。这些形象因他们的勇敢或美德而著名，并且在被奉为神灵后在因他们而设立的节日中享受尊敬和荣耀。这其中与动物有关的例如：

虎爷。

　　虎爷；经常可以在道教寺庙的圣坛底座看到的守护神。俗话说：“土地神辖山中虎”，古人认为虎受土地之神管制，而被土地公或城隍爷收伏的老虎就具有神力，不但不会伤害人类、牲畜，还会保护人类。崇拜者们为了在精神上诅咒他们的敌人而尊崇“虎”的精神，仪式包括在“虎”的神灵面前踩踏一个做成想象中的敌人的样子的假人，并且以鸡蛋及简单的肉类加以奉祀。

孙悟空。

　　孙悟空（或称齐天大圣、美猴王）；一只孕育于天地之间的石猴，曾大闹天宫并被佛祖镇压于五指山下500年。后来被唐僧（或称玄奘、唐三藏）救出，并作为他的徒弟一同西行取经至雷音寺以弥补他的罪行。这一形象大概起源于《西游记》，孙悟空只有在一些时候才被视为真正的神。

龙。

　　龙；是中国原始社会形成的一种图腾崇拜的标志，是多种动物的综合体。中国神话中，龙是善变化、兴云雨、利万物的神异动物，为众鳞虫之长，四灵（龙、凤、麒麟、龟）之首（也有许多典籍和史书著作中提到“四瑞兽”分别为：猰貐、居、貔、狻猊），后来成为皇权的象征。龙在中国传统的十二生肖中排列第五，青龙与白虎、朱雀、玄武同为中国天文的四象。龙分很多种，如有鳞者称蛟龙、有翼者称应龙、有角的叫虬、无角的叫螭。上下数千年，龙已渗透了中国的文化。骨文中“龙”字为兽首蛇身之状，头顶着一个表示刀状器的“辛”字符号。在甲骨文中，“辛”字符号表示“被驱使”之意。“龙”字的形象表示了这是一种被驱使的力量，驱使它的是天，是古人心目中最高神灵。在远古神话传说中，龙可以被人驱使，如帮助大禹治水的应龙。关于龙的形象则说法不一，《论衡》说：“龙之像，马首蛇尾”，《本草纲目》则称“龙有九似”，还有的说龙的形状是鹿的角，牛的耳朵，驼的头，兔的眼，蛇的颈，蜃的腹，鱼的鳞，鹿的脚掌，鹰的爪子。这说明龙的形象在晚期不断丰富发展，比最初的龙越来越复杂，被综合进去的图腾也越来越多。“龙”是一切动物生态习性的集中体现，也是自然现象的集中体现，是高度抽象的超自然的“神灵”。

甲骨文中的“龙”。图片引自康殷著《文字源流浅说》

　　这些以动物为基础发展而来的神灵作为不同属性的保护神通常具有强大的力量和守护的功能，反映了中国早期传统思想中对一些动物的敬畏和崇尚。

　　二、十二生肖

　　十二生肖为：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其中猪、狗、鸡、牛、羊、马为“六畜”，是我国古代六种主要家畜。十二生肖中除“六畜”以外就是野生动物的六个代表，即鼠、猴、虎、兔、龙、蛇。古人根据十二种常见动物（惟有“龙”例外）的典型生态习性来形容十二地支所描述的天象特征（年、月、日、时）并相配纪年，即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以动物纪年的方式可以追溯到黄帝时期，据《事物纪原》记载：“黄帝立子丑十二辰以名月，又以十二命兽属之”。王充在《论衡•物势篇》中提到：“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午，马也。子，鼠也。酉，鸡也。卯，兔也。……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巳，蛇也。申，猴也”，这里只提到了十一种生肖，《论衡•言毒篇》中又补充了：“辰为龙，巳为蛇，辰、巳之位在东南”；《四讳篇》也有注：“子之禽鼠，卯之兽兔”。由此可见，十二生肖在战国后期已经广泛流传。《唐书》中记载：“黠戛斯国以十二物纪年，如岁在寅，则曰虎年”；清代赵翼在《陔余丛考》中也提到：“盖北俗初无所谓子丑寅卯之十二辰，但以鼠牛虎兔之类分纪岁时，浸寻流传于中国，遂相沿不废耳”。
生肖选择十二种有其自身的道理。《周礼•春官•冯相氏》中记载；“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时间的分割以十二为单位累进，一纪是指十二年，一年有十二个月，一天有十二个时辰（一个时辰约等于现在的两个小时）。究其天文学背景，当古人开始注意寒暑交替的反复和循环，便开始试图寻找其内在的规律。宋代洪皓在《松漠纪闻》中提到：“女真旧绝小，正朔所不及，其民皆不知纪年，问则曰'我见青草几度矣'，盖以草一青为一岁也”，孟珙的《蒙鞑备录》中说：“其俗每草青为一岁，有人问其岁，则曰几草矣”。后来人们发现月亮盈亏周期可以用来丈量岁的长短，便总结出了十二次月圆为一岁。由此“十二”便被视为传达天意的“天之大数”，而与天干相对的地支，便也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十二”这个数字。

　　自然界的动物种类不计其数，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却有它独特的选择。李长卿在《松霞馆赘言》中提到：“子何以属鼠也？曰：天开于子，不耗则其气不开。鼠，耗虫也。于是夜尚未央，正鼠得令之候，故子属鼠。地辟于丑，而牛则开地之物也，故丑属牛。人生于寅，有生则有杀。杀人者，虎也，又寅者，畏也。可畏莫若虎，故寅属虎。卯者，日出之候。日本离体，而中含太阴玉兔之精，故卯属兔。辰者，三月之卦，正群龙行雨之时，故辰属龙。巳者，四月之卦，于时草茂，而蛇得其所。又，巳时蛇不上道，故属蛇。午者，阳极而一阴甫生。马者，至健而不离地，阴类也，故午属马。羊啮未时之草而茁，故未属羊。申时，日落而猿啼，且伸臂也，譬之气数，将乱则狂作横行，故申属猴。本者，月出之时，月本坎体，而中含水量太阳金鸡之精，故本属鸡。亥时，猪则饮食之外无一所知，故亥属猪。”

　　还有一种说法是根据动物每天的活动时间确定十二生肖的选用与排列。“我国从汉代开始，便采用十二地支记录一天的十二个时辰，每个时辰相当于两个小时，夜晚十一时到凌晨一时是子时，此时老鼠最为活跃。凌晨一时到三时，是丑时，牛正在反刍。三时到五时，是寅时，此时老虎到处游荡觅食，最为凶猛。五时到七时，为卯时，这时太阳尚未升起，月亮还挂在天上，此时玉兔捣药正忙。上午七时到九时，为辰时，这正是神龙行雨的好时光。九时到十一时，为巳时，蛇开始活跃起来。上午十一时到下午一时，阳气正盛，为午时，正是天马行空的时候。下午一时到三时，是未时，羊在这时吃草，会长得更壮。下午三时到五时，为申时，这时猴子活跃起来。五时到七时，为酉时，夜幕降临，鸡开始归窝。晚上七时到九时，为戌时，狗开始守夜。晚上九时到十一时，为亥时，此时万籁俱寂，猪正在鼾睡。”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很注重对自然界动物的观察和借鉴。

　　三、儒家思想和动物

　　儒家的思想内容与动物最为密切相关的是“天人合一”和“仁爱”。

　　儒家的生态伦理学强调“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经》），生态观注重天人合一，生生不息，认为在人类社会和最高的神圣原则之间并无根本分歧。

　　很多儒家的传统教义强调整个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构成有机体，人类是深植在自然界的一环而非居于凌驾其上的统治地位。儒家认为人类生活的自然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它的节奏在生理需求和社会文化需要两方面支持着生命的进程；自然界中的万物都是相互依赖、相互关联、生机勃勃并不断变化的。在这些方面，儒家哲学非常近似深度生态学。儒学认为，自然界生而珍贵且具有美好的德行。这种价值体现在自然的变化性和能产性上，而“生生不息”则反映了它自身的不断更新和生命的丰饶。 尽管自然万物被视作一个统一的整体，但每一部分都有其自身的角色和地位。儒家的等级观念被视为每一部分实现其功能的必要途径。另一方面，儒家传统学说认为，人类作为一个天地之间秩序的调解者和中间人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人类的自我实现在与自然的互动和和谐中得到满足，要“赞天地之化育”（出自《中庸》）。

　　人类作为“共同创造者”与天地在相互关联的关系中合作创造和谐的社会。由此，对于生态环境的责任感便深深根植入人类的自我认识中。

　　“天人合一”强调“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的相通、相类、统一的思想观点。儒家和道家均有体现。有观点认为在儒家世界里，“天人合一”最早由战国时期子思和孟子提出，认为人与天相通，人的善性天赋，尽心知性便能知天，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

　　天人合一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简言之是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天人之际”的问题，中国古代思想家大都肯定人是天地自然所生，《孟子•万章》中说：“天地生斯民矣”，《礼记郊特牲》中说：“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肯定人是天地所生的。孔子也承认天命，认为人的生死福寿贫贱富贵都受天命决定，故此在儒家看来，天是最高主宰，人类要对天持有敬畏的态度，自然界的一切均由天生天养，动物也是自然界的一分子，与人一样都是为天所生，故无彼此贵贱之分。敬天的行为应将上天所赐的万物包含在内，对自然界的生命也该爱护，不随意损坏、杀戮，而自然界与人类的生存是息息相关的，人类依赖自然而生存，自然应天时而生长、繁衍，当人类需向自然界索取物质时，该顺应天理“取之有度、用之有节”，而不是一味的、任意的掠夺和侵犯。如何有节制的获取自然界的物质，儒家经典中有大量的文献流传下来。

　　• 《礼记•月令》：

　　孟月之春：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

　　仲春之月：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孟夏之月：驱兽毋坏五谷，毋大田猎。

　　• 《礼记•王制》：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乾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无事则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礼。曰：景天物。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大夫杀则只佐车止，佐车止则百姓田猎，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鹰然后设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杀胎，不夭，不覆巢。

　　• 《大戴礼记•易本命》直接对帝王提出警告：故帝王好坏巢破卵，则凤凰不翔焉，好竭水博鱼，则蛟龙不出焉，好刳胎杀夭，则麒麟不来焉，好填溪塞谷，则神龟不出焉。……故王者动必以道，静必以理；动不以道，静不以理，则自夭而不寿，妖孽数起，神灵不见，风雨不时，暴雨水旱井兴，人民夭死，五谷不滋，六畜不蓄焉。

　　以上这些强制性的禁令，对上至帝王、下至平民提出了严厉的规定，并直接指出，如果做出有悖天理、拂逆天意、违反天道的不敬之事，后果不堪设想——不但代表吉祥的神兽不见——凤凰不翔、蛟龙不兴、麒麟不来、神龟不出，而且风不调雨不顺，为人不得长寿，自然灾害兴起等等，各种令人恐怖的现象纷至沓来！告诫人类要顺应天时、善待生命、遏制欲望、心存仁厚，这样上天才不会降罪于人类，人类与自然也会和谐相处，其乐融融。

　　儒家对待肉食的态度存在争议。有大量文献说明孔子和他的入门弟子是素食者[21]。同时一些典籍也说明祭祀和肉食可能存在于儒家的生活中。“寡人之于国也中，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斋必变食，居必迁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子贡 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 赐 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有学者认为这些和素食矛盾的地方是书籍流传中的失误或篡改[21]。

　　在儒家传统观念中，人类在宇宙中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他们是宇宙的中心。但是，这个中心角色意味着人类对于理性的自信和对自然界万物关爱和照料的责任。这就是“仁”。“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在两万多字的《论语》中，“仁”被提到一百零九处，这个核心内容贯穿在政治、教育、伦理、文化及诸多领域。成为衡量时政成败的依据和鉴定人品优劣的标准。
做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和“仁学”的首创者，孔子一生都在追索“仁”的外延和内涵。在为人之道方面，“仁”即爱人，即以宽厚、慈善之心对待他人，使人与人之间充满关爱、融恰的和谐之情；在对待动物方面，要“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钓”是指一种系钩取鱼的方法，“纲”是罗列多钩取鱼的方法，一钩取鱼少，多钩取鱼多，舍多取少，是因为不应采取灭绝性较强的工具，以免造成资源的骤减。“弋”是指用生丝系矢而射鸟的一种方法，“宿”是指夜宿的鸟。白天射鸟难，夜晚射鸟易。孔子却主张留给鸟类生路，不射杀夜宿的鸟，以免引起物种的灭绝。孔子任职鲁国司寇时，曾颁布保护动物的条例《入禁》，《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孔子保护动物的言行：鲁人烧积泽，天北风，火南倚，恐烧国。哀公惧，自将众，辄救火者，左右无人，尽逐兽而火不救。乃召问仲尼，仲尼曰：“夫逐兽者乐而无罚，救火者苦而无赏，此火之所以无救也。”哀公曰：“善。”于是仲尼乃下令曰：“事急不及以赏救火者，尽赏之，则国不足以赏与人，请徒行罚。”哀公曰：“善。”于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兽者比入禁之罪。”令未下遍，而火已救矣。“入禁之罪”是指进入禁地捕杀动物要处以死刑。而孔子的令例更为严厉：“逐兽者比入禁之罪”，意思是谁驱赶国家野生动物园的动物就要处以死刑。

　　作为教育家，孔子将“仁”纳入教育范畴，将对待动物的态度纳入“仁”的教化之中，用以修炼、提高学生的道德操守，并从中检验学生的德行高尚与否、宽厚与否。“启蛰不杀则顺人道，方长不折则恕仁也”（《孔子家语 弟子行》）继孔子之后，儒家的另一个代表性人物孟子，将“仁学”进一步通俗、明了化。

　　而孟子认为，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是因为人具有“不忍之心”和“恻隐之心”，这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强调（《孟子•公孙丑上》），是“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的一种同情心，即对动物无罪遭杀戮的不忍之心，见到动物被杀前恐惧的面貌而产生的恻隐之心。如能将其扩大充实，成为待人接物的惯常行为，做到“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使“仁心”既施之于人，又施之于物，实现人与人、人与物的和谐相处，从而达到最高的理想境界。不能将其扩充，势必将为人必备的道德情感丧失，与禽兽无几！

　　“仁爱”是儒家思想中的精华所在，它引导历代孺子们前赴后继，不惜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而儒家将“仁”的范围延伸到万物之端，动物作为万物中的一物，当然也在“仁心”之内，动物虽然没有道德本心，但却是有生命的，不是人类的敌人，不该随意杀戮！就生命的意义而言，动物与人是平等的，面对动物心生怜恤、心存不忍，就是“仁”的直接表露，能对动物含不忍之心，何外关于民乎？能以超越亲情、血缘、利害的博爱之心善待生命、爱护生命，放大不忍之心和恻隐之心，用“仁爱”之心普照万物，就能涵盖天地，包容乾坤，就能做到“仁者无敌”。

　　四、道家思想与动物

　　道家思想诞生于春秋时期，创始人为老子。“道”的含义有二：一是法则、规律；韩非《解老》：“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把道解为万物产生、变化的总规律。二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本体。《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在道教思想中，认为自然界作为一个基本的准则统治着人类社会，约束着人类的行为。人类在生物的等级制度中并非至高无上，他们只是亿万生物其中之一。同时道家将自然界理想化，他们不认为人类是自然界中多么特殊重要的部分。庄子曾在垂死的病榻上愉快地期望自己变成老鼠的肝脏或者昆虫的四肢，这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他们认为我们并无特殊的灵魂或理性将我们区别于其他生物。如果我们是特殊的，那也只是因为我们的傲慢、放肆和自以为是。道家思想的核心中就试图抑制这样的情感。
道家思想的中心是“道法自然”。“自然”是指“非人为的、不造作、不勉强、无意识、无目的”。“道法自然”出自《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认为“道”虽生长万物，却是无意识、无目的的。它“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即不把万物据为己有，不夸耀自己的功劳，不主宰和支配万物，而是听任万物自然而然的发展，否定宇宙间有心智的主宰，提出“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否定一切人为。道法自然，即尊重自然规律。道家思想是以自然主义为取向的，认为在“道、天、地、人”四大之中，人处于最底层。与浩大繁杂的自然界相比，人是渺小的、微弱的，根本无力与强大的自然界相抗衡，《庄子•秋水》》“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有乎见少，又奚以自多，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以空之在大泽乎？……”故此要严格按照自然规律来行人间之事，跟随自然规律的变化而变化。“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乐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老子》）。常；即常规。妄作；不按规律擅自以人的意志支配、改变自然规律，势必扰乱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导致“灾及草木，祸及止虫”的生态危机，即“凶”。

　　道教禁止杀生。《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提到：“不得绝断众生六畜之命”；《初真十戒》中说：“不得杀害含生，以充滋味，当行慈惠，以及昆虫”；《中極三百大戒》更规定：“不得鞭打六畜”。

　　庄子是继承老子的思想、并将其体系充实、扩展的道家代表人物，提倡“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认为天地万物都是一个整体，人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庄子流传下来的大量文献中，鱼、鸟兽、植物都成为他用于类比、隐喻的素材，善于比喻的庄子在自然界的动物植物中纵横游弋、汪洋恣肆，为后人留下了阅读如饮甘泉的篇章。“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故其杀者，逆也。山也，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之无用之用也。”如果说老子向往的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庄子则勾勒了“同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庄子马蹄》）万物众生，比邻而居，鸟兽成群，草木滋长的唯美画卷，“禽兽可系羁而游，乌鹊之巢可攀援而窥”的唯美理想！庄子将自然主义引申到至上的意义之巅，“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文台路寝，无所用之。”（《庄子•马蹄》）马蹄可以践踏霜雪，毛可以抵御风寒，饥饿时吃草，干渴时喝水，高兴时举足跳跃，这都是马的真实性情，虽建造高台大殿（来饲养），对马来说并没有什么用处。指出随动物的性情任其生长，而不是以人类的喜好而拘禁动物的天性。

　　《庄子•秋水》中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列子》中说：“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类无贵贱”。从道的观点来看，万物是没有贵贱差别的。就生命的本质而言，庄子将万物放置在一个等同的水平线上，主张人类不应将自己看得过于高贵，动物也同样是生命，并指责人“落马首，穿牛鼻”的残忍行为！提倡人与万物合为一体，希望人类拥有谦卑的心态，建立尊重自然、与其它生物为友的意识。

　　五、佛家思想和动物

　　中国传统的人性论认为人类优于动物，坚持人本位的理念。而在佛学思想中，佛性论则包括了人、神、鬼、畜牲等在内的所谓一切众生的本性，如禅宗就曾提出“狗子也有佛性”。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思想影响极深，它对待动物的观念和方式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传统思想方式。如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观念，朱熹提出“如虎狼之父子，蜂蚁之君臣，豺獭之报本，雎鸠之有别，曰‘仁兽’、曰‘义兽’是也”。这时，传统儒家如孟子的排斥人以外的动物有善性的性善论被改善，人们开始肯定某些动物也有善性。到了后期，人性论更被推广到了动物、植物乃至无生命的物体，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赞同和吸取佛教有关学说的表现。

　　佛教理论中，与动物有关的有很多。首先就是佛教五戒十善中为首的戒杀。佛教认为，动物与人类一样，有血有肉，能够感受痛苦和快乐，同样拥有父母兄妹，“同体共生”。我国古代便有成汤的“解三面之网”，孔子的“钓不纲，戈不射宿”。在佛教中，这种思想得到更为彻底的宣扬。佛教传入中国后受到儒家仁慈思想与孝道的影响，更吸收结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慢慢发展出以菩萨思想慈悲为本的大乘佛教，在一些经典明文中指出不得食一切众生肉，从因果转回的理论上阐明了食肉的过失。如《涅经》中说：“佛说：吃肉的人断大慈悲种子”。而基于佛教的轮回转世理论，认为众生生生死死，轮转不息，曾经都是父母兄弟，男女眷属，乃至朋友亲戚，如何忍心取而食之。《梵网经》中说：“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自南朝梁武帝萧衍于天监十年（公元511年）颁布《断酒肉文》令天下所有僧尼不得食肉始，素食成为中国汉传佛教的重要戒律之一。

　　其次是放生和护生。佛陀在《梵网经》中劝戒弟子必须以慈心行放生之业。因为六道众生都是我们过去生命中的父母亲眷，所以如果见到有人杀害生畜时，应方便救护，解其苦难。放生的方式及功德在佛经中屡有所见，如《金光明经》中叙述濒死的鱼因流水长者子及时救起，并为讲大乘经典，而得生忉利天宫；《杂宝藏经》中记载年幼沙弥因救起即将溺毙的蝼蚁，而获长寿果报。大乘佛教认为，世间上没有比生命更可贵的东西，所以放生不但拯救对方性命，也为自己积德。佛教规定，僧众不得圈养牲畜，不得将鸟禽困于笼中玩弄，不得穿皮草或使用皮革坐垫等，这是对生命的关怀和尊重，以及不忍牲畜遭受残杀危难的慈悲心。而为了接触它们的苦难和恐惧而放其回归自由地，便是护生的行为。佛教强调“慈悲护生”，惠意法师曾以钵中食物惠养群鼠；智凯法师不嫌污秽，毡被野犬；佛陀惟恐雨季外出踩杀地面虫类及草树新芽，所以订立结夏安居的制度；佛教寺院禁止滥砍树木，乱摘花果等等。佛教认为，盖世间森罗万象，皆是一切众生共同享有的公共财产，不得任意破坏。

　　再有是平等。佛教主张世间万法互为缘起，彼此关系密切；一切众生佛性平等，无有差别。《金刚经》中佛陀发誓“所有一切众生之类，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一切众生，实无有一众生灭度者”，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极致。

　　另外，佛教常藉动物的譬喻来教育众生，“以事明理”。如“驴牛二乳”比喻佛法与外道的分别；“人鸟明暗”比喻人我立场不同，所见亦有差异；“蚕茧自缚”比喻众生因起惑造业而沉沦三界；“毒蜂刺人”比喻害彼反成自害；“盲龟浮木”比喻生而为人身的难得，“牛腹蓄乳”比喻及时布施的可贵，“蛇尾争权”比喻嫉妒憎恨的祸患，“瞎子摸象”比喻以偏概全的过失等等，都是运用动物的习性来善巧譬喻，劝人改过向善。这些故事形象生动，发人深省。佛教中还有如“割肉喂鹰”、“舍身饲虎”、“九色鹿救度溺人”、“鹦鹉衔水救火”等世人耳熟能详的慈悲愿行教化众生。在古代印度人的观念中，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像朋友一样的亲切，它们有自己独立自主的生命。在世尊本生谈的故事中，描绘了鹦鹉王、象王、猕猴王、鹿王等能说话，聪明有才华，具有领袖气质的形象。它们平时带领大家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一旦灾难来临，它们会以自己有限的力量，尽可能地救援自己的族群和朋友，乃至因此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动物也有高尚的德行，高度的智商，以及牺牲奉献族群和朋友的热诚。如“慈悲的鹿王”、“狮象救国”、“猴王救母”、“慈悲化鲸渡众生”等故事。

　　受佛教影响,在唐朝的近290年历史中，除了战乱年代以外，一年有三个月、每月有十天禁止屠宰动物。[20]

　　六、其他

　　在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古人根据对动物行为和生活习性的观察，结合传统的道德观念和生活经验，赋予了动物各种社会崇尚的品德情操，并作为象征符号出现在方方面面。如明清时期各品级官员的服饰补子均采用一种动物图案为标志。文官以鸟类图案表示，从一品到九品依次为鹤、锦鸡、孔雀、雁、白鹇、鹭鸶、鸳鸯、鹌鹑、绶带鸟；武官则以兽类图案表示，从一品到六品分别是麒麟、狮子、豹、虎、熊、彪，七八品均是犀，九品为海马；这些种类不同的动物象征着官员的品德和能力。如鹤在古人心中有德、寿、雅、逸的品质，其才华超凡出众，是太平、吉祥、嘉瑞的象征，作为文官之首，正符合“一品当朝”；同时鹤在古代文人心目中也是高雅纯洁的象征，一琴一鹤寓意为官两袖清风，清正廉洁，北宋林和靖在杭州西湖中的孤山植梅养鹤，自称梅妻鹤子，寓意人格的超凡脱俗和清纯高洁。孔雀因其“行则有仪，飞则有次，动不失法”被冠以九德（忠、信、敬、刚、柔、和、固、贞、顺），常被用以表达高尚的品德，是大贤大德的象征。再如《韩诗外传》中提到锦鸡有五德，即“头戴冠是文，足搏距是武，敌在前敢斗是勇，见食相呼是仁，适时是信”；而鹰由于性情威武凶猛，搏击长空，志在凌霄，常被赋予高瞻远瞩和远见卓识的寓意；鸳鸯常常成双成对，夜晚雌雄羽翼掩合，交颈而眠，如遇丧偶则永不再婚配，这种动物的习性正符合人类社会中对于夫妻恩爱的传统美德的期望；绶带鸟（白头翁）的形象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正好暗合了白头偕老、白头富贵的寓意；狮子因其吼声响亮，凶猛异常，又神态威武矫健，便成为神圣、正义和不可战胜的象征，在陵寝园林建筑中常以石雕的神兽形象出现，具有守护、避邪、镇墓的作用，或作为帝王化身，体现王者风范，象征国家一统；古代皇宫殿阶前往往陈列铜龟铜鹤，陵寝园林四面的青龙、白虎、朱雀（凤凰）和玄武（龟与蛇的合体）四众神兽，都用以象征江山万年，国祚长久，万寿无疆等意义。其他还有如黄牛象征任劳任怨，春蚕象征终生奉献，蜜蜂象征勤劳无私，骆驼象征任重道远，海鸥象征搏击风浪，燕子象征春到人间等等。

　　另外，由于汉语言自身的特点，人们常用动物名称以谐音的方式表达对生活的美好愿望。如明清江南私家园林常见的莲花鹭鸟景观寓意“一路（鹭）连（莲）科”，企盼连中科举；利用“福”、“蝠”同音，以蝠寓福，把建筑外形设计成蝙蝠形状寓意福气满堂；门楣上雕刻蝙蝠象征福气盈门；水体设计成蝙蝠形状寓意福如东海；鱼寓意“年年有余”等。

　　这些思想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在维护生态平衡、保护动物资源、尊重生命的观点上同样释放出不可磨灭的光辉，在“天人合一”的主张上取得“殊途同归”的一致，儒家将保护动物纳入伦理道德的教化之中：《荀子•礼论》：杀大蚤，非礼也。大：同“太”。蚤，同“早”。指不依时杀斩动物不是“礼”允许的行为。道家则主张以自然的方式对待自然，让鱼在水里自由的游弋，让鸟在蓝天上自由的飞翔。

　　生命自诞生之日起，物种就以令人震撼的速度在消失！从五亿个到现在的几百万个，其罪魁祸首当属人类的行为——战争、兵燹、滥杀、温室气体过量排放等等，如何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物种，千百年前的先圣们有大量历经烽火硝烟流传下来的文献供我们参考、借鉴，面对这些穿越时空逾古弥香的条文律令，我们有理由相信，那时的大自然是充盈丰沛的！